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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纠缠于税负高低

关于中国税负的问题日前再次引发热议。几年前是由于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了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排名全球第二。这次是由于中金公司发布报告称,中国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7%,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中国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虽然每次都是众说纷纭,但笔者以为,一个国家的税负是否会让老百姓“痛苦”不应只纠缠于税负高低,而是要从财政的“收”和“支”两个方面来综合衡量。

中国财政的“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税收,这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另一个是预算外收入,比如各种政府收费、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等。通常所说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就是指上述两部分政府收入总和占GDP的比重。正如中金公司所说,中国目前这一比值已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当。也就是说,政府从老百姓兜里“掏”的确实不少了。

再看中国财政的“支”。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政府行政运行支出、社会福利性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性支出(包括国防、安全、基础设施等)和经济建设性支出。一般来讲,社会福利性支出占比越高,民众对纳税的“自愿性”就会越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会超过50%。比如,美国、日本在60%左右,法国、挪威等高福利国家在70%多。中国社会福利性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在50%左右,如果考虑预算外收入,社会福利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也就30%左右。相对而言,中国的行政运行支出和经济建设性支出占比都偏高。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当然是政府“收”的越少越好,但这毕竟不现实,因为从本质上看,政府收的税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和民众为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承受的经济负担。俗话说,要享福先付出,公共服务就是“享福”,税赋就是“付出”,民众的税负“痛苦”不仅与“纳税”多少有关,还与“享福”多少有关。只是,从公共服务水平的可比性来看,中国民众的“享福”较少而“付出”较多,这就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比较高的缘由。

那么,对中国而言,是不是就该降税负呢?对于今后的税制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调是“稳定税负”。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维持现有的宏观税负基本不变,虽然不提高但也不会降低。因为减税和减支是硬币的两面,减税必先减支,而随着民众对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需求的上升,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就目前中国而言,要大幅减支是有困难的。所以,理性地看,未来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不在于减税负,而在于调结构。

首先,要调整财政收入结构。中国目前的小口径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也就20%左右,这一比重在发展中国家中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大口径税负却陡升为37%左右,这说明政府的非税收入太高,这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和建立现代财税体系都是相悖的。因为与税收相比,收费透明度不高,过多收费会纵容政府“敛财”权力的滥用,也不利于推进财政的“民主监督”。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大方向是清费正税,比如清理各种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设立环境税、以房地产税替代部分房地产开发收费项目以及土地出让金、社保费改为社保税等等。

其次,要调整税收收入本身的结构。从税制结构上看,税收来源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在我国,直接税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间接税主要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初步统计,我国直接税比例大致占三分之一,而间接税比例占三分之二。与此相反,世界上发达国家大部分以直接税为主,比例一般都超过60%。不是说直接税比例越高越好,但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可转嫁性和中间性,间接税比例过高会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会造成税负不公。间接税不管企业有没有利润,以及利润有多少,一律采取“雁过拔毛”的方式征税;二是会造成收入越低的人群或者盈利能力越差的企业感受到的税负痛苦越大。因此,今后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就成为必然。具体的改革措施有: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征收、开征房地产税、开征遗产税、消费税扩围以及税率上调、减并与调低增值税税率等等。

最后,要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表面上看,财政支出好像与税制改革不是一个范畴,其实不然。如果政府所获得的大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即使稍高的税收水平也无伤大雅。比如,欧美国家的宏观水平确实比中国高,但是他们的公民享受到了“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对高税负的接受程度就比较高。而我们呢?具体的改革措施有两条:一是通过反腐和八项规定,严控政府行政运行费用;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尽快构建“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

(赵晓 陈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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