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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业成本”不妨从减税费开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过后,围绕应对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的“组合拳”料将陆续亮相。从目前各方释放的信号来看,化解房地产库存已经成为先行者。但是,笔者以为,要取得四个“歼灭战”的胜利,“降低企业成本”同样不可忽视,而且要真正落实“降低企业成本”不妨从减税开始。

降低企业成本是中国企业转型倒逼之下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的十几年,在欧美国家消费、新兴国家制造产品、资源国家提供要素的旧的世界经济平衡框架下,中国依赖每年高达20-30%的出口增长创造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速。在规模扩张下,中国企业依赖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和低环境成本,即使 “薄利多销”照样能过上逍遥日子。但自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遇到了两个大麻烦:一是旧的世界经济平衡框架坍塌了,美欧国家民众不敢消费了,外需急剧萎缩,中国企业“以量取胜”的策略失灵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劳动力、房租和环境成本都快速飙升。在销售不振和成本拉升的两头夹击之下,中国的传统制造业盈利状况不断恶化。比如,2007-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为15.4%,主营业务利润率为8.3%,而2015年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主营业务利润率仅为5.4%,与2012年前相比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

在经济由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的转轨时期,中国企业“靠量取胜”的时代注定是一去不复还了。企业必须转型,一是要靠产品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二是要靠工艺创新,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但是,现在企业盈利能力很差,活命都困难,哪里还有财力和功夫去创新呢。记得经济学家许小年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不是没有春天,关键是春天到来时,你还得在”。所以,在企业熬过寒冬时,特别需要政府扶持一把,降低企业成本就是最好的雪中送炭。

企业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等,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涉及多方面的行政改革和市场改革,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相比之下,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应急举措。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实际上,通过减税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促进经济复苏一直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但是,这么些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的是“结构性减税”,而不是“整体上减税”,在宏观上的表现就是小口径的税负(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在上升。政府和许多学者认为,如果考虑到财政支出长期以来具有的刚性特征,以及民众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公共福利需求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继续减税并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

对于此观点,笔者也是大致认同的。因为不论是与发达国家27%的税负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22%的税负相比,中国现在20%左右的小口径宏观税负都不是太高。但是,笔者以为,把整体性减税作为中短期供给侧改革措施应该还是一个好政策。

可资借鉴的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供给革命。里根上台后,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大幅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系列税收改革法案。1988年上台的布什政府也沿袭了里根的减税政策。结果表明,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虽然美国的减税政策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初期快速增加,但微观税负的降低很快带来投资恢复、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最后的结果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增长得更快。先减后增,显然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

更何况,从预算改革的角度看,我国还是有一定的减税空间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这些年在预算民主和预算监督方面,都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目前的预算制度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预算比较粗,各单位往往先报个大致数,而且会尽量多报点;二是财政支出中的经济支出占比大,财政支出需要逐步回归公共本性;三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缺乏有效考核。今年年底在一些科研院所和行政机关都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在中央八项规定和越来越严格的经费支出约束下,好些单位都在想法设法商量如何把钱花出去,免得到账的科研经费和行政经费在年底被收回。“突击花钱”现象表明,随着预算制度的改革,财政支出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税收,则我国的减税空间还会更大。上面提到的中国税负不高,指的是小口径税负,如果拿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计算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则中国37%左右的大口径税负在世界上横向比较来看都是不低的。除税收外,这里的政府收入还包括政府收取的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和各类政府性基金收入。虽然后三者不是税收,但同样是社会和民众的负担,同样是靠政府强制力征收的,具有部分税收的属性。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保险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本来就以税收的形式存在,只是中国不同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虽然税不高,但费很高,减税的空间虽然不大,但降费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当然,正如美国一样,减税费对中国而言,一样会带来暂时的财政赤字增加,但应对的办法还是有的。一是中国中央财政的债务率本来就不高,再增加点财政赤字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二是减税只是作为中短期救急政策,等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企业活力恢复后,再逐步增税以偿还政府欠债也不迟。

(赵晓 陈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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