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危舟所发的旧文。因思考温总理所讲到的公正、公义而想起来。今天有朋友讲到，人知道公义公正是什么，但不一定有力量行出来，基督徒因为上帝而能够超越怯弱的人性而更有行公义的能力。我想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原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的《马丁路德金自传》，是书评未删节版。
“和上帝在一起，你就是大多数”，大多数不再是民主的意思，而有了共和的意味。共和就是和上帝在一起构成的群体关系，否则就是极权暴政，或者黑社会。就像以色列的众先知，每每谴责整个堕落的民族，但只要和上帝在一起，他们就是大多数，公义也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马丁·路德·金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足以垂范后世，但民权运动却不是任何个人努力的结果。托克维尔视民主为一种社会状态，民情成为一个国家有无公义的决定性因素。制度的变迁总是以民情的转向为基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也离不开美国社会状态的改变。这类改变殊为不易，往往激起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造成流血冲突，国家分裂。金持守的非暴力信念，使非暴力成为无权者的权力，最终为黑人赢得自由，也使白人从恐惧中得以释放，从而弥合了社会裂痕，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仅仅四十年后，美国就产生了第一位民选黑人总统，便是最强有力的例证。
让金持守一生，甚至在面对死亡威胁时都未曾动摇的非暴力信念，又是从何而来呢？答案依旧是“和上帝在一起”。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在面对死亡时，暴力复仇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死亡便是终结，死后洪水滔天真的又与死者何干？
人对暴力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对死亡的认识，是陷入彻底的绝望，还是相信死亡乃向最终盼望的迈进。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临刑前认定“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这罪恶国土上的罪恶。而我过去曾经——为我现在所徒然想到的——自以为不用流多少血就可以将其去掉。” 金却要求黑人民众不可放弃非暴力的反抗方式，哪怕自己被杀害。
绝望产生怨恨，盼望产生宽恕。怨恨只会捆绑灵魂，宽恕却带来自由。怨恨的最深受害者其实是怨恨者本人，怨恨本身不会伤及他人，却使怨恨者的灵魂丧失自由。因此，金反对“任何试图以恶意、仇恨和暴力取得自由的方式”。一个专制政府可能一夜之间垮台，人心的沦丧却长久难以复原。无论多少年过去，倘若没有宽恕，没有认罪悔改，就不会有未来，受害者将背负着怨恨痛苦挣扎，毫无盼望，而自由仍将遥不可及。一切和解都需要受害者有着与金同样的信念:“我不相信上帝要我憎恨……我不会让压迫者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我绝不会像他们一样。我想要比他们更高明。”
对于信念，知识分子往往有些不屑，宁愿沉醉在理性的智力游戏里，无视最基本的公义原则。
我参加过一个讨论农民工问题的沙龙，有人以黑人民权运动导致黑人经济状况恶化为例，认为给予农民工公正的待遇未必能够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从而质疑此类制度变革。
若不相信任何制度性歧视都是不公的，消除此类不公就是“和上帝在一起”；若不相信最终结果并不由自己掌握，而在至高者手里，质疑就是有道理的，但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的立场，从而丧失任何行动力。凭借人有限的理性能力，问题哪怕讨论上一千年，也不会有一个确定无误的结果。此时的行动能力，与人的知识无关，与信念有关。你相信基本的公义原则，也就相信在公义背后掌权的必会祝福行动结果，即便结果不佳，也与公义行在地上无关，而是还有需要你改变的你未曾去改变。
在伯明翰的抗议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欲与黑人群众一同坐牢，但是遇到一个挑战：“假设我去坐牢了……确保他们释放的钱从何而来呢？如果人们再也不能走出监狱重见伯明翰的天日，谁还会跟着我们去坐牢呢？”金在沉思之后，和朋友说：“我必须言行一致。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或结果如何。我不知道钱从何来……可我现在请你一起履行我们的诺言。”之后也就有了那封著名的《伯明翰监狱的来信》。
马丁·路德·金十分清楚，他挑战的不仅是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更是人心里的种族隔离。身为牧师，他时时仰望上帝，以非暴力的信念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民情，“拯救黑人的同时也拯救了白人”。强调金的牧师身份，是因为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法律可以废除奴役，而能够抹去奴役痕迹的唯有上帝。”
（《马丁·路德·金自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
本文经删节，以《拯救了黑人，也拯救了白人》为题刊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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