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呼吁政府放权

（赵晓 陈金保）

    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下行之时，近期这个问题屡屡被人提起。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分析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时提出的一个关于经济持续增长困境的概念。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低于11000美元)，有可能面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趋缓或停滞、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经济长期不振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日趋严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似乎近在眼前。如果中国未来几年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后尘，也落入陷阱，不仅高增长、可持续、具包容的未来新经济增长模式成镜中花水中月，连经济社会稳定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已晚，转型很难，但不转型却只有死路一条。对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困境，这是大家的共识。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转，而是如何转，先转什么，也就是选择转型路径的问题。

    于是，有一种声音开始出现，那就是要求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帮助经济转型，而且连政府自己也觉得理所当然、责无旁贷。这种逻辑的出发点是，他们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功于“政府主导”和“县域竞争”，甚至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其实，“政府主导”就是政府对经济实行深度干预的代名词。面对久久不能解决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很大部分老百姓也开始失去耐心，寄希望于政府充当“大善人”、“消防兵”，像千手观音那样去灭火，去缝补失衡之中的中国。

    其实，这种观点十分偏颇，仍然迷信“政府主导”会误导转型、耽误转型。笔者以为，恰恰相反，中国经济转型首先需要政府放权，而不是更多地与民争权。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确实作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主导”模式的阶段性和局限性，“政府主导”模式的优势是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而非经济质量的改进。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生产要素红利、人口红利、出口红利都将逐渐退去，可挖掘的只有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进而释放城市化基础上的内需。在这一时期，我们需要的是“全民参与式”改革，而不再是“政府主导”式改革。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经济结构困境、产业升级困境和社会稳定困境。应当看到，目前阶段上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总量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加剧，绝不是政府管得不够，而恰恰是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太深，自由经济的改革还不彻底、不全面所造成的后果。诸多问题的根源，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

    首先，我们看经济结构困境，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为摆脱“贫困陷阱”，投资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国短缺经济的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第二次改革，需要突破的是制约消费的制度瓶颈，但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和“县域竞争”经济发展模式滋生了增长主义和GDP膜拜。“全民招商”、“大干快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把GDP作为考核核心，经济结构转型谈何容易！经济增长稍稍趋缓，大手笔的逆经济周期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就接踵而来，消费难有表现，投资又成了全部寄托。就像时下老百姓看病，有个伤风感冒，动不动就打上点滴。暂时的痛苦易于去除，而长期来看，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次，我们来看产业升级困境。毫无争议的是，中国经济必须尽快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换到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几乎年年都要讲，时间久了只能让人想到政府其实缺乏能力去解决，结构升级也罢，自主创新也罢，推动的力量应该主要来自市场、来自民间，主体也应该是企业，而不应该是政府。山东钢厂兼并、山西煤矿国有化，借助政府之手实施产业整合之名的“国进民退”遍地开花，垄断不除，搞活民营企业活力无从谈起。依靠丰厚的垄断利润，国有企业活得有滋有味，要说他们还有激情去改革、去创新，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政府的大多数产业政策都不会成功，有时反而导致了更多问题，难道中国的“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效果能更好吗？

    最后，我们来看社会稳定困境。长期粗放式的GDP膜拜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累积起了一系列经济结构矛盾，如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等等，还造成了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寻租腐败严重、社会流动性降低、社会利益结构固化等社会矛盾尖锐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特别是社会分裂成本。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民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降低，改革的动力衰减。其实，这些问题更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恶果。第一，突出表现在要素市场，行政权力支配资源、控制市场，使得少部分特殊群体依赖与政府的靠近获取特殊利益；第二，政府边界的无限扩张限制了生产要素在地域间、行业间的自由流动，直接导致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的扩大；第三，从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视角看，政府特别是有些缺乏责任心和方向感的官员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在缺乏监督约束的情况下，不寻租、不腐败，说到容易做到难。

    与此同时，“看得见的手”要调控市场、要干预经济就需要耗费大量的公共财力，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是2000年财政收入的5倍，2000年政府喊缺钱，2011年政府的钱还是不够用，道理就在于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国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性介入社会收入的初次分配，最终导致了“国富民穷”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从而内需不足就自然产生了；二是政府缺乏资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毕竟政府能动用的经济资源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不能对一些领域进行放权，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经济转型不仅需要政府放权，更需要政府转型，但知易行难，改革确实已经进入深水区，突破既得利益者的掣肘可谓难上加难！神九上天，举国欢庆，但是，“神九能上天，说明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问题解决起来比登天还难”，主要其实就是地下有利益集团的困扰，而天上没有既得利益者存在的缘故吧！

     温总理早已实话实说，“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接下来重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回归到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只有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明白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经济转型才大有希望！

(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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