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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禁止”不如重建制度

(赵晓 陈金保)
 

  8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奥数”现象进行了报道。8月28日,北京市教委提出从即日起到10月31日,暂停全市所有奥数培训,并再次强调一律禁止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这已经是北京市政府部门近两年第三次向“奥数热”发出警告。回想起这些年来,每到升学季节,关于奥数和择校的热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禁止奥数培训”、“禁止择校收费”的口号年年提、年年喊,但奥数热和择校之风却愈演愈烈,这足以说明要么是我们缺乏“令行禁止”的真心,要么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爬坡期”,这种“一律禁止”现象并不少见。房价上涨就一律禁止外地人购房;事故频发就一律关停民营煤矿;卧铺客车追尾就一律取缔长途卧铺客车等等,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只是“禁止奥数”和“禁止择校”事关中国下一代,事关千家万户,更牵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而已。

 

  其实,这种“一律禁止”的做法折射了一直以来我们改革过程中“拣软柿子捏”的习惯性渐进式改革思维,即在改革过程中,能改什么就先改什么,不能改或遇到改革阻力就绕道走。殊不知,现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容易突显改革的浅层次、碎片化和非均衡性的弊端。对于构建经济自由、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未来和谐之中国社会,缝缝补补的“一律禁止”做法最多只能是应急之策,而真心听取民众需求、理顺体系和重建制度才是根本。中国改革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或顶顶层设计的提法,其实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经济学上讲,制度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一个好的制度有四个评判标准:一是能引导“好”的行为,而不是“坏”的行为;二是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三是能使人民让渡的公权力受到制衡而不是成为寻租设租的工具;四是可执行。那么,我们就用这四个标准来衡量一下当下的奥数培训热和小升初制度吧。

 

  理论上讲,奥数培训涉及的学校、政府、培训机构和家长四方都可以假定为“理性经济人”,即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都有在既定预算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学校既能通过奥数培训选拔优秀生源,还能通过或明或暗的“坑班”获取不菲的经济利益;培训机构本来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依靠奥数培训能挣个盆满钵满;择校选拔则是政府有关部门权力寻租的基础,没有择校就没有“条子生”,没有“条子生”,去哪里设租呢?家长则为了给子女寻找一个满意的优质校、重点校而不得不承受经济和精力的重压。最后可怜的只能是无辜的小孩,因为“我的青春不由我作主”。

 

  从经济学视角看,上述四方都是在既定规则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符合市场法则和市场经济中“理性行为”的定义。但是,需要搞清楚的是,教育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把教育当作市场经济来发展,把“逐利行为”引入公共服务领域,最终的结果只会走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的一端,竞争择校、优胜劣汰是素质教育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奥数培训和择校制度没有引导“好”的行为,而是引导了“恶”的行为。

 

  目前,小升初没有了统一考试。那么,中学用什么标准来选拔生源呢?重点中学生源基本来自于四个渠道:30%左右的推优生,30%左右通过奥数培训机构或从坑班选拔,30%左右的共建生或条子生,10%左右的电脑派位生。而普通中学生源则基本上100%来自于派位生。这样的制度安排导致好学校既能挑选到优秀生源,还能收取不菲的赞助费,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好学校越好,差学校越差,择校之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奥数选拔会掣肘素质教育发展,“毁掉中国三代人的前途”,而共建生、条子生、推优生则会滋生腐败,使社会“拼爹”之风愈演愈烈,毁掉教育的同时还毁掉中国的未来。因此,目前小升初制度既无公平可言,也不符合限制寻租的制度本意。

 

  当务之急是重建小升初制度。构建“均衡发展”的公立学校和“以质论价”的贵族学校双体系是上上之策。对于公立学校,公开透明的随机抽签,100%派位,不能允许中学挑学生而只能等待电脑派学生,公平和均衡才有希望。毕竟小学素质教育最重要,而素质是不能通过考试来定量衡量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允许少部分学校转为私立,按市场化经营,发展成“贵族学校”,“以质论价”,为大家提供多样化选择。次优之策是象高考一样,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即使有违素质教育初衷,但好歹也有个考试大纲,既有利于减轻小学生天天上辅导班的负担,也多少能保证竞争机会的公平。

 

  如果不下力气改革小升初制度,仅喊喊“禁止奥数”、“禁止择校”的口号,就犹如举起鸡毛掸子打小孩,不疼不痒,表面形式罢了。即使没有了奥数,还会生出奥外、奥物或奥化来,因为奥数只是小升初制度乱象的替罪羊而已。

 

  其实,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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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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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学术委员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专业委员会成员 •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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