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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的“聚”与民间资本的“焦”

(赵晓  李慧忠)

    近日一位民营企业主朋友想投资一笔钱到不动产,身边的人都劝说等十八大以后再说吧;同事小张结婚想买婚房,父母也说看看十八大的动向再定吧;股民老张在六千点的时候把养老钱投到了股市,现在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能否解套就看十八大了…。一时间,甚至连结婚生子、锅碗瓢盆都和十八大扯上了关系,到底十八大的风向与民间资本有什么关系?日前笔者曾在华夏时报撰文《民间资本:镣铐舞者的哭泣》,它更多的是对温州、鄂尔多斯、陕北和山西民间资本现状的描摹,续写本文主要想分析其背后的内在逻辑。

激活要素市场才能真正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

    从传统要素理论的角度分析,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三大要素。改革开放前小平同志的一句“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支撑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任何人都无法漠视这一巨大的成就,任何声音也不能湮没政府应得的掌声。很大程度上,这句话背后揭示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自由化。只有有力的利益机制才能极大地调动劳动力要素的活力,才能提高其积极性。也正是由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自由化,才逐渐孕育了民间资本的第一桶金。一般而言,当一个阶层的财力达到一定程度,往往伴随着的政治诉求的扩围,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但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呢?它们并没有得到自由化。一方面,土地要素非市场化的恶果便是房价的不断高企。当然,这背后政府也在面临取舍。如果土地要素完全市场化,现有的通过土地“饥饿营销”支撑的地方财政格局将彻底打破,而这背后的解决之道就会追溯到中央与地方的税收边界重塑以及事权与财权的再调整,这将是一场非常大的艰难的系统性改革。但对中国经济长久的增长方式而言,从“全球化外需增长模式”转向“城镇化内需增长模式”是不可逆的大趋势。而想要充分利用好中国城镇化这一“大坑”,势必离不开土地要素的自由化。此外,对民间资本而言,土地要素自由化对民间资本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土地市场的解禁将引发房地产市场的分化。只具备消费属性的普通住宅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去投资化。民间资本将从住宅市场撤离到商办物业投资市场。事实上,这种判断已经在被市场验证;二是民间财富的两级分化问题将得到缓解。最广大老百姓的财力将得到提升,这也是迈向藏富于民的重要举措。

    另一方面,资本要素非自由化催生的乱象之一便是“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等投机现象。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系统的运作逻辑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以支持经济建设为政治口号,低息从普通老百姓的钱包里揽储,再低息贷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又以保就业和维稳等理由,安享着这种殊遇,如果再往深挖,很难不想到体制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早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企业也从国有集体经济转向了股份制经济,但金融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改革,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与最广大的民营企业往往是貌合神离。2011年全国工商联做过十几个省的调查,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打破垄断,分利于民资,这是很多人的共识,而这背后恰恰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十八大背景下的货币管理趋势理当是从“增量管理”到“存量与增量的双管理”

    十八大不仅仅是管理层的变更,更值得期待的是管理思维的变革。到2012年底,中国的M2将接近100万亿,GDP将接近50万亿。巨大的货币供应催生了两个怪相:一是市场中的流动性过剩;二是实体民营企业持续资金饥渴。而前者更多的是增量供应过剩的表象,后者则是存量管理低效的表象。今年年初,温总理粤闽调研,极为罕见的“大力度”谈及金融改革并强调中央对打破银行垄断已“统一思想”。温总理极力推进打破金融垄断,其背后不仅仅是银行暴利、国企膨胀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货币监管的失效。如果从这个层面思考,打破金融垄断的推手也就不仅仅是即将卸任的温总理,更是新旧两届政府的共识。

    从银行表内贷款与表外贷款的占比来看,2002年我国几乎全部是表内贷款,而2011年该指标已经降至55%;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占比来看,2002年间接融资占比93%,而2011年已降至82%。不难发现,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的控制力不断下滑。而且,政府可直接控制的银行信贷更多是服务于效率低下的大国企。这就很可能进入一个死胡同,政府可控货币量不仅是数量在下降,而且质量也在下降。增量与存量二者相比较:对增量的管理相对是个“糙活儿”,更多的是通过存量准备金率和新增信贷量来控制,政府可控性相对较大,而如何合理有效的管理和疏导存量则更加精细化,也更需要管理艺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动态平衡。对于寡利的领域,如住建部正在研究的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房领域,如果无有诱惑力的利益引导机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无人问津;对于暴利的行业,如银行业,必然是民间资本竞相献媚的领域。所以,理性的选择是“自由+竞争”的策略。

结束语

    尝试、反思和调整是许多政策走向成熟的路径,民间资本管理政策也不例外,而民间资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才能真正代表民意。据贝恩咨询调查显示,净资产在15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27%的人已经办完了移民手续,60%的中国富人或者已经决定,或者正在考虑移民。如果不打破惯有的“增量改革”的思维,不打破垄断,不真正分利于民,则很难激活民间财富阶层的活力。面对十八大,民间资本在焦灼地观望着、思考着并期待着。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慧忠 高和资本金融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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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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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学术委员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专业委员会成员 •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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