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滕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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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日公布出租车调价听证方案，解读两套方案可知，出租车价上涨已不可避免。

如果只为解决供需矛盾，出租车调价无可厚非。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涨价自然能增加市场供给，合理的价格调整也能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北京，老百姓打车难、的哥收入低的现象普遍存在，充分反映了出租车市场的供需失衡。适当调高出租车价，进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大思路是值得认可的，但是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出租车调价折射出的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对出租车进行价格管制？政府进行价格管制能否取得理想效果？政府这种行为是否利于中国经济转型？

首先，政府逐渐退出价格管制是必然趋势。这些年，大到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产品，小到猪肉、大蒜、食用油等日常消费品，只要出现价格失衡或供需紧张，政府就祭起价格管制大旗，这其实是一种懒政。从经济学上讲，政府强加干预无疑会干扰整个行业投入的积极性，管制如果仅仅是为了社会或政治目的，反而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得不偿失。另外，对出租车行业是否需要政府管制以及如何管制，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各国的实践上来看，目前尚无定论。

其次，政府并没有能力管好出租车价格。一方面，出租车行业供求关系复杂多变，政府掌握信息及时性与丰富性远落后于市场，想要作出准确高效的判断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价格的制定需要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知识，了解消费者心理，明确定价规则，而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在这方面恐难胜任，“外行管理内行”的结果只能是“逢听必涨”。此次提价方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起步价13元、燃油附加费1元、每公里收费2.3元或2.6元……这一连串的数字到底是通过具体的量化权衡还是广泛征集民意得出的结果？相关部门没有给出解释，如果只是简单的成本加成，那实际成本到底是多少？

最后，价格管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或将阻碍中国经济转型。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中，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还相当大。此次出租车调价，表面看是一次简单的政策调整，其背后还是反映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政府干预无边界，任何市场调节都必须依赖于政府干预，这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持续深入理念相冲突。经济运营受到政府职能约束时，其自由度必将大打折扣，这样市场化转型突破就注定还有很多弯路要走。

总之，出租车行业的问题绝不能通过车价一涨了之，只是现阶段想要政府完全放开对价格的管制也不切实际，因为这涉及到政府、企业、司机、乘客等多方面的利益协调问题。政府人士也承认，出租车行业“份子钱”牵扯到复杂的历史问题和利益纠葛，但不能因为“复杂”就裹足不前，否则只会再次沦为懒政。

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尝试：第一，适时、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具体可以通过引入出租车行业管理组织、拍卖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等手段注入新鲜元素，发挥鲇鱼效应，进而最终由市场以竞争机制决定出租车价格；第二，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今后政府部门在出租车行业的工作重心要由价格管制等行政职能向服务职能转移，由大包大揽向有效控制转移。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应当先市场、后政府，尽量利用市场力量、采用市场自身的机制解决问题；第三，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出租车行业管理经验。如法国巴黎的运营方式多元化、英国伦敦对从业人员进行的严格资格审查，以及荷兰、瑞典等对出租车进行等级分类管理等，以实现市场化之后的服务质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