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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以日本为鉴

(赵晓 史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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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借鉴他国经验。而与中国同处东亚,并有着文化同质性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笔者以为,探究中日发展的异同,先要从发展经济学的宏观视角切入。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高速增长很相似。日本超速增长20年后转为适速增长,增长率从1973年前的9.3%降至约4%并维持16年。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超速增长30年后,从2011年开始也趋向于适速发展,从大视角看,从高速到适速,中国与日本有类似的轨迹。

同样是在东亚,与这一经济发展规律吻合的还有韩国和台湾,只不过属于它们的“发展窗口”处于日本和中国之间:1973-1990年年均7.5%,在超速增长25年后再转为适速增长20年。而且它们的减速也更温和,在1990-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降至0.63%时,韩国和台湾仍保持4%以上。

在中日对比研究上,除了宏观经济走势以外,另外一个明显的点就是城市化。战后的日本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城市化和房地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房价三者形成连动: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显著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并对房价形成支撑。伴随着经济适速发展,日本房价开始攀升。此外,日元对美元升值、宽松的信贷支持等因素,也对推高日本房价有显著作用。之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又重挫了日本经济,使实际GDP增长率从1985-1989年的5.1%,下降至1991-2000年的1.2%。

当前,我国城市化率为52.6%,相当于日本1954年水平。33-68%是日本城市化率上涨最快的波段,我们目前也正处于这个阶段。日本泡沫崩溃在80年代,城市化率接近80%。对比中国,考虑到城市化的后发优势,中国应该还可以继续维持经济适速增长20到30年。但在这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会像日本“失去的十年”那样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出现衰退?面对这个问题,有以下三个负面因素很值得注意。

第一,过度投资下,两国金融都有(或有过)失衡态势。我国宏观信贷规模(以信贷/GDP占比来衡量)已从2000年的105%,上升至2012年的187%;与此对应的是,在日本,该信贷比从1980年的127%增长到1990年的176%。另一项重要指标是,在2008-2012这四年期间,中国社会总融资占GDP比率也快速提高了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过去四年,中国信贷规模的扩张速度,还要比日本80年代水平更加显著,金融有过度杠杆化的风险。

第二,经历过经济大扩张后,两国企业债务都上升到危险区间。有研究测算,中国的公司债/GDP占比从2007年的90%,提高到2012年的124%;与之对应,日本的公司债/GDP占比从1985年的95%上升至1990年的115%(并继续扩大到1993年的123%)。公司债的扩大,源于土地和不动产抵押的扩大,一旦房价下跌势必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近些年,企业信贷危机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也确有预演。所以说,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比,中国的企业债务风险同样不可小觑。

第三,伴随着信贷规模扩张,两国都经历了房价的快速上涨过程。2006-2012年,我国实际房价(去除通胀因素)年均增长率为8.9%;这与1986-1990年日本房价年均增长6.6%相似。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等阶层的低收入水平,今天我国市民的住房购买力要远低于80年代的日本。考虑到除了土地、人力和资本之外,住房也是生产要素。当其它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时,房价没有理由不上涨。这不仅直接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雇工成本(工资),使实体企业难以扩大再生产;还加剧了居民生活成本,激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

对两国城市化的共性有一个整体把握之后,我们还要正视自身城市化过程中的独有特性,以便对症下药。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农民进城迈得开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54亿,其中城镇人口为7.12亿。此外,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4%。除去城市流动人口,我国城市化率实际为35.2%。让这部分农民工不再迁徙并成为市民,先要从户籍和土地制度上为他们松绑。另外,我国正走出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这就更需要户籍、土地,和计划生育制度改革相配合,使我们盖大楼的城市化转向名副其实的人口城市化。

第二,为人口城市化营造积极的环境,让农民进城不受歧视。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医疗保健、下一代受教育等),使农民进了城还要面临艰难的生活。我国的吉尼系数从1980年的0.3上涨到2008年的0.5,已超过国际境界红线;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更需要实质的改变。反观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35-0.40的水平;其工资占整体收入的比值达66%时,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当前中国工资收入占比还不足38%,未来工资上涨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降低商品房的交易成本,让更多人住得起房。1987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高点,现在这批婴儿潮正好长大成人,26岁左右,正是结婚生子、买车买房的时候。今年十月,笔者在秦皇岛发现,整个城市大兴土木,已建“广厦千万间”,但极高的空置率,使得住房资源被浪费。要使相对过剩的空置房供给巨大的潜在需求,眼下急需从降低商品房的交易成本做起,中长期还是要从土地产权改革上形成突破。未来看,新型城镇化会继续缩短城乡差距,城市和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像。笔者以为,新城市化不必拘泥于全国一盘棋的规划,可以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多做差异化的创新。

以邻为镜,可以明发展,以史为鉴,可以开共荣。日本在城市化率达到70%后房产泡沫开始破灭,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如果掌控的好,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应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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