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史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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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借鉴他国经验。而与中国同处东亚，并有着文化同质性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笔者以为，探究中日发展的异同，先要从发展经济学的宏观视角切入。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高速增长很相似。日本超速增长20年后转为适速增长，增长率从1973年前的9.3%降至约4%并维持16年。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超速增长30年后，从2011年开始也趋向于适速发展，从大视角看，从高速到适速，中国与日本有类似的轨迹。

同样是在东亚，与这一经济发展规律吻合的还有韩国和台湾，只不过属于它们的“发展窗口”处于日本和中国之间：1973-1990年年均7.5%，在超速增长25年后再转为适速增长20年。而且它们的减速也更温和，在1990-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降至0.63%时，韩国和台湾仍保持4%以上。

在中日对比研究上，除了宏观经济走势以外，另外一个明显的点就是城市化。战后的日本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城市化和房地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房价三者形成连动：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显著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并对房价形成支撑。伴随着经济适速发展，日本房价开始攀升。此外，日元对美元升值、宽松的信贷支持等因素，也对推高日本房价有显著作用。之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又重挫了日本经济，使实际GDP增长率从1985-1989年的5.1%，下降至1991-2000年的1.2%。

当前，我国城市化率为52.6%，相当于日本1954年水平。33-68%是日本城市化率上涨最快的波段，我们目前也正处于这个阶段。日本泡沫崩溃在80年代，城市化率接近80%。对比中国，考虑到城市化的后发优势，中国应该还可以继续维持经济适速增长20到30年。但在这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会像日本“失去的十年”那样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出现衰退？面对这个问题，有以下三个负面因素很值得注意。

第一，过度投资下，两国金融都有（或有过）失衡态势。我国宏观信贷规模（以信贷/GDP占比来衡量）已从2000年的105%，上升至2012年的187%；与此对应的是，在日本，该信贷比从1980年的127%增长到1990年的176%。另一项重要指标是，在2008-2012这四年期间，中国社会总融资占GDP比率也快速提高了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过去四年，中国信贷规模的扩张速度，还要比日本80年代水平更加显著，金融有过度杠杆化的风险。

第二，经历过经济大扩张后，两国企业债务都上升到危险区间。有研究测算，中国的公司债/GDP占比从2007年的90%，提高到2012年的124%；与之对应，日本的公司债/GDP占比从1985年的95%上升至1990年的115%（并继续扩大到1993年的123%）。公司债的扩大，源于土地和不动产抵押的扩大，一旦房价下跌势必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近些年，企业信贷危机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也确有预演。所以说，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比，中国的企业债务风险同样不可小觑。

第三，伴随着信贷规模扩张，两国都经历了房价的快速上涨过程。2006-2012年，我国实际房价（去除通胀因素）年均增长率为8.9%；这与1986-1990年日本房价年均增长6.6%相似。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等阶层的低收入水平，今天我国市民的住房购买力要远低于80年代的日本。考虑到除了土地、人力和资本之外，住房也是生产要素。当其它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时，房价没有理由不上涨。这不仅直接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雇工成本（工资），使实体企业难以扩大再生产；还加剧了居民生活成本，激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

对两国城市化的共性有一个整体把握之后，我们还要正视自身城市化过程中的独有特性，以便对症下药。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农民进城迈得开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54亿，其中城镇人口为7.12亿。此外，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4%。除去城市流动人口，我国城市化率实际为35.2%。让这部分农民工不再迁徙并成为市民，先要从户籍和土地制度上为他们松绑。另外，我国正走出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这就更需要户籍、土地，和计划生育制度改革相配合，使我们盖大楼的城市化转向名副其实的人口城市化。

第二，为人口城市化营造积极的环境，让农民进城不受歧视。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医疗保健、下一代受教育等），使农民进了城还要面临艰难的生活。我国的吉尼系数从1980年的0.3上涨到2008年的0.5，已超过国际境界红线；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更需要实质的改变。反观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35-0.40的水平；其工资占整体收入的比值达66%时，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当前中国工资收入占比还不足38%，未来工资上涨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降低商品房的交易成本，让更多人住得起房。1987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高点，现在这批婴儿潮正好长大成人，26岁左右，正是结婚生子、买车买房的时候。今年十月，笔者在秦皇岛发现，整个城市大兴土木，已建“广厦千万间”，但极高的空置率，使得住房资源被浪费。要使相对过剩的空置房供给巨大的潜在需求，眼下急需从降低商品房的交易成本做起，中长期还是要从土地产权改革上形成突破。未来看，新型城镇化会继续缩短城乡差距，城市和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像。笔者以为，新城市化不必拘泥于全国一盘棋的规划，可以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多做差异化的创新。

以邻为镜，可以明发展，以史为鉴，可以开共荣。日本在城市化率达到70%后房产泡沫开始破灭，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如果掌控的好，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应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