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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陈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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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收益过低是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把农民转移进城,减少农民数量,扩大家庭农户的耕地规模。因为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看,农业产出容易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支配,单位土地的产出迟早会碰到“天花板”。但是,这次春节回江西老家的见闻让我感觉到,就现有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而言,以减少农民数量来提高农民收入的这条路视乎也很难走通。

老家位于赣南的小村子现在有70多户,人口300多人,人均耕地不到1.5亩。而10年前呢?也就40多户,260人左右,人均耕地近2亩。10年过去了,中国的城镇化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近1.7亿人进了城,可为什么我们小村子里的农民反而增加了,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呢?

村长介绍,300多人只是户籍人口数,真正的农民并没有那么多。村子里的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正的农民(这里简称为真农民),常年住在村子里,主要是一些四五十岁的不便外出打工的人,还有一些老人和小孩,收入来源于种地收入和打零工收入;第二类是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这里简称半农民),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基本上没有种过地,今后估计也不会再种地,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里打工收入,有些人在村子里盖有房子但只在春节回家住几天;第三类是户籍在农村但家早已安在城里的人(这里简称假农民),包括一些常年在外务工人员、一些读过大学在城里工作的人和一些在城里经商做生意的人。

全村300多号人,真农民和半农民大约各占40%,还有大约20%为假农民。虽然三者所从事的工作、居住地和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们都是农村户籍,都享受农村的集体福利。比如,都能按人口数分得耕地、宅基地和集体山林收益。半农民和假农民并不种地,他们把自己分得的耕地转包给真农民种,自己坐享国家种粮补贴和土地转包费,年底还参与集体收益分红。农村户籍 “含金量”增加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把户口迁出村子,早些年转成“商品粮户口”的一些居住在城里的人还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回了村子,与真农民一起瓜分国家给予农民和集体的福利。于是,经过10年的发展,村子里真正种地的人口少了,但总的户籍人口却增多了。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种人口与户籍逆向流动的现象现在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这不禁使我重新思考以下几个城镇化问题:

第一,关于种粮补贴。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从2004年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6年又增加了农资综合直补。在各地,这些补贴一般都是根据农户分得的耕地面积进行发放,每亩地每年大约300-400元,而耕地面积又是依据农户家的户籍人数计算。换句话说,补贴就是按户籍人头发放,而不管你是真农民还是假农民。

现在种地大部分采用机械化作业,劳动力投入并不需要太多,一对夫妻种50亩地应该不是问题,但由于“人多地少”,真农民想要种更多的地只能从半农民和假农民的手里转租,不但拿不到种粮补贴,租金还一年比一年水涨船高,刨去种地成本和租金,真农民到头来还是只能挣得一点辛苦钱。国家种粮补贴本来是对种地农民的一项转移支付,是一种农产品补贴,现在却演化成了大家争夺的一项人头津贴,只要户籍在农村,不管你种不种地,人人有份。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国家种粮补贴就超过了1000亿,这其中真农民又能得到多少呢?这显然与国家的政策初衷是有很大出入的。

第二,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现状来看,今后的重点当然是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对农村多予少取,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农村福利政策的诱惑下,假农民已经正变得越来越多,如果“待遇”进一步提升,是不是中国的“削减”农民之路会变得越来越难呢?这到底是鼓励城市化,还是鼓励逆城市化?所以,今后制定“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农村亟需的是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而不是按人头给钱;二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着眼点应该是提高真农民的收入,而不是给所有农村户籍人口扔“馅饼”,否则政策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第三,关于放宽城市户籍。所谓新型城镇化,现在普遍的观点是尽快剥离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城市公共福利。也就是说,农民工进城后不管是否在当地落户,都应该跟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如果这样,那农民为什么还要把户口迁到城里来呢?把户口放在农村,享受城市福利的同时,额外获取一份农村福利不是更好吗?农民也是理性的,这样的结局就是假农民也拼命去抢夺国家给予真农民的福利。由此看来,我们要反思以往的户籍政策。放宽落户条件,鼓励农民在城里落户应该是正确的方向,但盲目剥离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城市公共福利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四,关于中国城市化率的问题。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53%,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许多经济学家也依此数据推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红利还远未释放完毕,所以未来的20年仍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问题。要说的是,在计算城市化率时,中国与国外是有很大差别的。国外小孩是跟父母生活的,那中国的留守儿童算不算城市常住人口?中国大量的半农民和假农民到底有多少统计成了城市常住人口?虽然缺乏这方面的权威数据,但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国的城市化率恐怕是被低估了的。

由此可见,真农民、半农民、假农民既是农村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好好调研、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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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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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学术委员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专业委员会成员 •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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