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陈金保)

虽然税收收入增速已明显放缓，但中国社会的税收负担水平仍在继续上升，因为其增幅一如既往地超过GDP增幅。据媒体报道，2014年全国税务部门共组织税收收入103768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比上年增长8.8%，并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

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困难时期，通过减税和放权以激发市场的活力一直是大家的共同期盼。但是，为什么减税喊了这么些年，增税却一直在持续？畅想一下，未来几年有没有可能出现税收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呢？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最直接的原因是，减税和减支是硬币的两面，减税必先减支。支出减不下来，何谈减税！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老百姓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就会直线上升。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民生支出的需求和刚性都很大，加之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改革和经济市场化改革还远未到位，继续减税对政府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会带来很大压力。所以，从平衡预算的角度看，进一步减税的空间已然不足。

另外，从横向比较上看，中国税负也有适当提升的空间。2014年，我国以税收收入计算的小口径宏观税负大约也就是20%左右，OECD美洲国家平均宏观税负为27%左右，而OECD欧洲国家平均为37%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左右。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还是不高的。

对于今后的税制改革方向，十八的定调是“稳定税负”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这些举措中，除了“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这一条外，其他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增税举措。一是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最典型的就是2014年底成品油消费税连续两次上调，而且调增的幅度超过了40%。二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虽然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如果真的能做到加强金融管控、全面归集个人收入，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则大部分家庭增税已是必然。三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虽然目前还没法知道房产税的开征细节，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其未来的征收潜力是巨大的。有研究显示，到时仅此一个税种全国的征收额就有望突破万亿元。有类似加税效应的还有日前坊间热议的遗产税开征。四是加快资源税改革。最近已经做的就是一方面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比如对开采地下水征税，另一方面把“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设计上就是要增加资源型产品的税负。五是开征环境税，虽然费少了，但税肯定多了。六是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取消一些区域性和地方政府自行规定的税收优惠，其增税的实质性作用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十八大提出的税制改革举措如果都落实了，虽然税制结构能得到有效改善，但总体上的增税效应肯定大于减税效应，其最终结果肯定是税负增加。

由于目前中国税制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间接税占比过高、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调节能力差等等，十八大提出的税制改革举措非常必要也很紧迫。关键是，增税之后该怎么办？

首先，要加快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该增的要增，但该减的也要减。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增税政策推出来很快，而减税政策推出来总是磨磨唧唧。比如，成品油消费税可以在半个月内连续两次上调，而对于之前大家普遍诟病的“馒头税”、“月饼税”之类却总没有实质性改进，对创新型产业、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也总让人觉得不那么解渴。

第二，要加大力度清理非税收入。除了税收之外，政府还有一大块的收入就是非税收入，包括预算内的和预算外的。这些收入虽然不是税收，但一样具有税收的实质，就是都要由老百姓来负担。2014年，初步估计我国政府的这块收入大致在8万亿左右。我国以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虽然并不高，但如果以国际通行的大口径(政府收入与GDP的比值)来计算，我国这一比例为35%左右，美国也就是37%左右，欧洲国家可能稍高点。以此而论，我国的社会总负担水平就不低了。清费正税是符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革方向的，但我们不能让税“正”了，而费却老“清”不了。

第三，要着力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一个国家的税负是否“痛苦”不应只纠缠于税负高低，更应关注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所获得的大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即使稍高的税收水平也无伤大雅。比如，欧美国家的宏观水平确实比中国高，但是他们的公民享受到了“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对高税负的接受程度就比较高。在这些国家中，社会福利支出是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美国为45%，德国高达71.49%，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到30%。老百姓既要承担过高税负，又要自己攒钱买房和养老，更要准备大额资金用于医疗和下一代子女教育，税负痛苦指数自然就高了。 

总之，从现状与改革方向来看，增税在我国应该是大趋势，但增税之后该做点什么才更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