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向左？向右？

                                                    【作者: 赵晓、李慧忠】

      2011年年初，国家副总理李克强在《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同世界共成长》一文，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即将到来的换届年使我们不可不考虑各种声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途中虽有这样那样的反复，但总体而言，市场化的不断深化是大的基调。然而，近些年经济改革进入“深水期+海啸期”，尤其是次贷危机以后，改革方向又面临岔路口，政府“名正言顺”的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各种资源的配比已然不是完全由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甚至市场游戏规则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颠覆！4万亿经济刺激资金尽数被国企收入囊中、楼市调控行政化色彩越涂越浓、发改委约见日化企业、不断恶化的食品安全危机等等一系列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向左？还是向右？向右则面临“三座大山”问题；向左则变为“加强版”的国进民退！如何实现既要形成有序的民主监督机制，又可以维持商人的道德底线，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计划”与“市场”的博弈

      近期，中国经济调控中出现许多奇怪的动态。例如，4月13日，全国工商联下属24家商会联合发出“保供应、稳物价、促和谐”倡议书，倡议不跟风搭车涨价；不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囤积居奇，不哄抬物价。行业商会领导表示“有责任有义务响应政府部署”。而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先后约见了康师傅、联合利华、宝洁等企业，结果3月31日晚，联合利华率先发表声明，称“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已决定暂缓原定4月1日执行的价格调整，并向消费者表示歉意云云。

      与外企、民企行政限价相反的另一道“风景”是油价的不断攀升！国家发改委4月7日宣布再次调整汽柴油价格的通知，其中汽油每吨上涨500元；柴油每吨上涨400元。这也是发改委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创出历史新高，成为国内日用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

      面对上述诡异而费解的现象，我们很想发问：这一波的价格上涨根源是货币超量发行，发改委为什么不去约见央行而去约见企业？此外，这一波日用品价格上涨是因为石油等上游价格的上涨，那么发改委为什么不约见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国企，而去约见相对弱势的民营企业和外企？

      我们想讨论问题：第一、面对商品价格普涨的境况，行政命令限价是否可行？第二、在泡沫化生存的今天各种性质的企业能否享受到相同的“政策生态”，各种限价政策是否会沦为“加强版”的国进民退？我们更想求问，在经过了3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是要向“左”还是向“右”？

      首先行政命令限价是否是解决问题的坦途？毫无疑问，这将是一条不归路！政府好似一位看护婴儿的保姆，面对孩子不停的哭啼声，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孩子哭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给孩子吃安眠药！如果这种野蛮而粗暴的行政干预恣意生长，那么好似温水煮青蛙，一夜退回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体制的复归势必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悲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动力源泉便是小平同志力推的制度创新，任何简单、野蛮而粗暴的解决方式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从蔬菜的限价、车市的排号，到楼市的限购、限贷和限外，再到日用品的限价，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用“限制”来抚平它的忧伤，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关键这些“限制”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数千年前大禹就明白治水光靠堵是行不通的，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思考力不进反退！

      每一次通货膨胀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相似性，普遍的现象都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解决之法也就有两个角度，即有效回笼货币和有效增加商品供给，其中这二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名正言顺的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方面是为国内刺激经济而超发的货币，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汇率制度而诱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前期种的“恶果”陆续显现！有效回笼货币的方式又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层面，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以及央行票据等方式冻结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第二、通过加息的方式，提高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有效吸引民间资本回流储蓄账户。当然，政府已经打出了一些“组合拳”，但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步子可以迈的更宽一些！所谓有效增加商品供给，其实质还是激活民营经济！经济的“真实增长”容不得半点偷懒的杂念！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往往是“跷跷板”的关系，如果股市和楼市异常火爆，那么实体经济必然已经受到重创！在经济形势最糟糕的阶段，许多实体老板的名片由某某实体企业的董事长变为某某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如果炒楼的利润超过100%，那还有谁愿意挣实体经济那点儿辛苦钱！如何激活民营企业，那便是让利！通过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例如石油等原材料，增加民营经济的利润空间，而当前的政策导向恰恰相反！

      如果继续实施当前行政限价的政策，其后果可能两个方面。一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的高成本无法转嫁，微薄的利润使得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更对的资金会从实体经济转入楼市、股市、黄金投资市场以及艺术品投资市场；二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变相转嫁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现象会更多！康师傅方便面、饮料“瘦身”变相涨价便是范例。

“效率”与“公平”的博弈

      效率与公平一直是经济改革这枚硬币的两面，各届领导人在不同经济发展期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邓小平时期由于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基本执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针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单从效率高低的角度分析，什么样的组织最有效率呢？那当然是“蜜蜂世界”或者“蚂蚁王国”，蜂王或蚁王拥有绝对的权威，其他组织成员对其言听计从。也正是因为力量的集中，蚂蚁才能吃掉体重数倍于自己的昆虫。集权使得力量集中，但如果被集中的力量打向错误的方向呢？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蜂王如何树立自己绝对的权威呢？舆论的严格控制或许是一种手段，焚书坑儒的始皇和文化大革命的主席或许当时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把一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一小撮人甚至是一个人的手中，显然是逆时代潮流的，这种高度集权带来的所谓的“高效率”显然不是我们所需的。换言之，经济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多元化，多元化的前提便是信息透明化。效率由市场来解读，公平由政府来协调！

      以当前房地产住宅市场为例，政府花费大力气调整住宅市场格局，努力打造“低端有保障、中端有调控、高端有市场”的房地产格局。政府通过保障房解决公平问题，通过中、高端市场保证高效率。2011年全国预计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该计划从大的方向上是对的，但细节上仍有一些问题。比如说1000万套保障房相当于201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套数，如何把握好开工节奏和投放市场的节奏？把握不好可能变为“砸场”而不是“救场”。保障房建设贷款资金最后由谁好买单？是否为沦为下一轮银行不良贷款？此外，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3000万套空置房如何处理？从调控艺术而言，或许有更恰当的调控手段，比如“允许买房、限制卖房、鼓励租房、闲置罚款”政策，不可简单的从需求方面拦截，限购犹如洪水面前的一条堤坝，虽然实施简单，但非长久之计！真正需要做的是疏导工作，从需求的源头着手！通过“限制卖房”，超过额的税负使得投机住宅市场无利可图，住宅市场去投资化将是楼市的新趋势！投资收益下降了需求自然会下降！

资本限制与资本促进的错位平衡

      在泡沫化生存的今天各种性质的企业能否享受到相同的“政策生态”？答案是否定的。根据2010年中石油的年报显示，中石油2010年净利润达1398.7亿元，每日净赚3.83亿元！与此同时，中石油2010年前三季度就获得政府补贴132亿元，如此高利润、如此高补贴也挡不住它涨价的步伐！也许有一天有人会发问，中石油的血管中是否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小型民企创造中国经济总量65%，创造就业85%，但信贷只占10%，其他各方面也受歧视！国进民退无疑是经济改革的一条伤疤，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复归的表现！

      另一方面，从内资和外资的维度分析，过去几十年外资企业在华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近些年来，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例如东南沿海一线城市大卖场90%已经被外资占领，外资长期享受特殊待遇，对国内企业而言极其不公平，抑制了企业竞争力，破坏了市场环境。可喜的是，去年年底政府取消了外企享受的暂免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的优惠政策，进而使得内外资企业面临相同的政策生态！

      除了企业性质角度的分析，对于资本账户的监管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一直对资本账户施行严格的监管，在通胀经济来临的今天，泡沫化生存成为常态，从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事件来看，对于资本账户的监管十分有必要，尤其是大规模热钱的流入流出。

经济改革从单一导向转变为多重导向

      从历年中国人均GDP来看，从1978年的400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00多美元，中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而2000年政府制定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计划再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在2020年GDP达到3000多美元。然而，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仅仅三年之后，2006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2008年就超过了3000美元，提前12年完成了2000年制定的计划。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简单从数字来看，中国经济无疑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视而不见的！而这种超常规增长源于三大动力：中国人口的滚滚红利、欧美过度消费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中国房地产业这一剂海洛因对中国经济的刺激！

      4000美元的人均GDP表明我国整体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业，但我国的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据新华社消息，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接近5%，大大超过了4%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无法继续发展至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或许也是中国经济改革需要迈过的一道坎儿！

结束语

      改革就意味着破旧立新，立新就意味着摸索与试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市场在哭泣，但不知市场的眼泪能否唤醒春天里的花花草草？从体制层面而言，如何有效的平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政府调控的艺术！当前显然“计划”的声音太高，“计划”的领域太广！中国经济改革：向左？向右？显然这已成为当前急需思考的问题！人均GDP进入4000美元时代，中国经济改革或许会从单一导向进入多元导向时代！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  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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