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每当经济萧条时,人们总会想到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大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力推凯恩斯理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又发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更加力推凯恩斯主义，他本人也在此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干预的主流理论基础，由此政策主张而出现是明显的政府制造型的“经济增长”，并必然伴随通胀压力的上升，所以通缩不再是常态，通胀将变成常态。

鉴于此，理解今天的世界，仅有市场推动型经济增长的思维、仅有通常经济周期的思维乃至于在衰退时期仅持有萧条经济学的思维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对经济增长的更加接近于现实的理解、需要对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及建构通胀经济学的思维。

 

 

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巿场崩溃只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830万，英国约有700万人失业，排队领取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在培养着一个绝望的阶级。而这个绝望的阶级对社会的稳定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尤其是在政府面对危机毫无建树的情况下。即使是早期的罗斯福新政，也提出一些经济刺激方案，但都没有相应的理论依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它通过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政府刺激消费和投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这种经济学理念与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古典经济学一直奉行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创需求，认为只要是生产出的产品就一定可以销售出去，不会出现产品过剩，然而萧条的现实经济无情的击碎了该理论。相反，凯恩斯主义鼓励消费，甚至是奢侈品的消费。只有通过扩大消费，社会才能摆脱萧条的境地，同时这也为美国日后的过度消费埋下了祸根。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使得“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一拍即合。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这让我们不由得想到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口号“Change”，或许每当美国经济面临大危机时，其领导人便会高举“改革”或“改变”的大旗。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政府应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政府可以通过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进而实现充分就业。对于财政政策，政府可以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减少税收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再通过乘数原理引发多倍增加，以少量的政府投资来撬动巨额的民间投资，进而有效地解决社会严重的失业问题；对于货币政策，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率，进而刺激投资增加，最终实现增加居民收入、扩大社会总需求。但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二者相比最佳的政策取向是扩大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的钱从何处来呢？主要是通过举债，特别是发行国债，只要发行的货币能过激活闲置的生产要素，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就可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存在，必须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主要手段是通过调节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使得社会财富更多的流向低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进而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

简言之，凯恩斯的政策取向是通过政府参与宏观经济来扩大有效需求，特别是运用财政政策，尤其是赤字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这种干预被称为“需求管理”，其代表模型为AS-AD模型。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购买力不足，并由此导致了萧条。而为什么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试图用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灵活偏好）加以解释。

凯恩斯主义上述观点的提出，正好为美国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恰当的理论依据。从表1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年份政府迫于赤字压力财政支出较少外，其余年份都是大规模财政支出，1941年甚至高达47.8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接近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开支的六分之一。从此以后财政赤字便成为美国财政的常态。

财政年度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赤字	27.4	26	36.3	27.9	44.3	27.8	11.8	38.6	27.1	47.8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并存）使得凯恩斯主义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发生滞涨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具体包括财政与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另一方面是供给的冲击，主要指生产成本的快速上涨抑制了供给的扩大，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同时产品供给下降，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石油危机。面对滞涨，凯恩斯主义显得苍白无力，同时也遭到了货币学派和其他学派的系统清算。

 

 

克鲁格曼是一位对国际贸易理论有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早在1979年克鲁格曼就凭借着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开创在学术界名声鹊起，但他对于宏观经济的思想也许在一般人中影响更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他卓尔不群，提出与当时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政策见解，主张亚洲金融危机经济体积极干预甚至于严厉管制。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于他而言更是大显身手、建言凯恩斯主义的机会。从历史上看，每每政府或学界对经济危机一筹莫展时，诺贝尔奖便会把一些看似有能力解决危机的经济学家推到聚光灯下，尤其是凯恩斯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相反，那些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如论水平再高，这个时候一般也无缘诺奖。克鲁格曼便在此背景下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趣的是，克鲁格曼的得奖理由却是“国际贸易模式以及地理因素在贸易中作用的开创性分析”，这或多或少有一点欲盖弥彰的味道。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克鲁格曼推出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书中说道：“世界经济还没有来临，可能也不会在短期内进入萧条，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克鲁格曼认为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他提出了“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指出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原则是难以运行的，所以需求不足才是问题的根源，他不赞成把萧条归咎于过去政策的错误或是经济结构所造成的。他认为一直危机或萧条的办法，对于富国而言，首先是利用利率杠杆；对于穷国而言，首先是放弃固定汇率、改善对银行的监管，而且在出现危机时政府必须果断实施紧急管制。

克鲁格曼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出的药方正是凯恩斯主义的经典方子。但他在那个时候凯恩斯主义的思想似乎还不够完全，因为他在其他的论述中有时也将东南亚金融危机归因于裙带资本主义和道德风险。对此，有的经济学家争辩说，裙带资本主义和道德风险在亚洲、欧洲、美国等全世界各地一直存在，正如次贷危机中的投资银行并不比以前更贪婪。它与危机无关，在危机中它没有突然增加，实际上在危机结束时它下降了。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受害国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它们的货币都是钉住美元的。当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升值时，它们的货币都对日元升值了。东南亚地区当时的经济增长点是日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日本是它们的资本提供大国，当日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时，所有的投资都枯竭了。从而需要外国资本融资，然后这些国家就被投机者攻击。

但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元确实相对美元有一定的贬值，但韩元和印尼盾对美元的贬值幅度更大，从表2的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日元对韩元在该时期甚至有一定的升值。

时间	期末值_印尼卢比/美元(印尼盾/美元)	期末值_美元/韩元(美元/十万韩元)	期末值_美元/日元(美元/千万日元)	期末值_韩元/日元(十万韩元/千万日元)
1996-06	2342	123.4	91390	740.6
1996-09	2340	121.8	90110	739.8
1996-12	2383	118.5	86210	727.5
1997-03	2419	111.5	80610	723.0
1997-06	2450	112.6	87410	776.3
1997-09	3275	109.3	82640	756.1
1997-12	4650	59	76950	1304.2
1998-03	8325	72.3	75730	1047.4
1998-06	14900	72.8	71000	975.3
1998-09	10700	71.9	73940	1028.4
1998-12	8025	83.1	86510	1041.0
1999-03	8685	81.5	83060	1019.1
1999-06	6726	86.4	82580	955.8
1999-09	8386	82.2	93590	1138.6
1999-12	7085	87.9	97850	1113.2
2000-03	7590	90.4	94470	1045.0
2000-06	8735	89.7	94880	1057.7
2000-09	8780	89.7	92720	1033.7
2000-12	9595	79.1	87030	1100.3

多数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源简单来说就是东南亚各国自身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资过度依赖等，过早开放资本市场。这好似一位习武之人，在内功根基尚浅的条件下盲目去参加武林大会，结果必然元气大伤是一样的。

不管怎么样，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在痛苦中学到的一点就是不能听信西方的，因为西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西方当初以IMF为代表的一群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主流对策既傲慢又无理，效果也不好。既然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主流的自由主义药方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并没有奏效，人们跃跃欲试，下次再遇到危机时，不妨转向凯恩斯主义及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

 

 

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凯恩斯主义复活的良机。对于本轮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者通常这样解释：投资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带有巨大风险，政府监管稍有不利便会使风险扩大化，同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家的道德风险居高不下。因此“看不见的手”是靠不住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管制。对于金融危机的短期应对，凯恩斯主义更是主张要以强刺激来实现复苏。

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各国政府纷纷全负荷启动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美国财长盖特纳2009年2月10日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预计用2万亿美元以启动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经过国会的调价还价，最终通过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次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国家或地区	投放规模	出台的当地时间
美国	1680亿美元	Feb-08
	7870亿美元	Feb-09
加拿大	400亿加元	Jan-09
德国	310亿欧元	Nov-08
	500亿欧元	Jan-09
法国	265亿欧元	Feb-09
瑞典	230亿瑞典克朗	Dec-08
挪威	1000亿挪威克朗	Feb-09
英国	200亿英镑	Nov-08
欧盟	2000亿欧元	Nov-08
澳大利亚	104亿澳元	Nov-08
	420亿澳元	Feb-09
日本	11.7万亿日元	Feb-08
	26.9万亿日元	Oct-08
	约23万亿日元	Dec-08
	15.4万亿日元	Apr-09
中国	4万亿人民币	Nov-08
韩国	14万亿韩元	Nov-08

 

正是由于表3所示，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大量释放货币。不仅中国昼夜不停的运行着印钞机，把2009年第一季度6.2%的GDP增长率硬是拉到2009年全年8.7%的增长率。美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使利率降无可降，最后直接印了1万亿美元刺激美国经济，生生得把2009年一季度还在不断蔓延的通缩预期逼成了通胀预期。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所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市场主体所提供的增长，涉及到政府也仅仅是政府支出作为补充，而且强调的是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对于萧条的分析，也是针对标准的市场运行而言，并没有把政府影响后的实际运行考虑在其中。然而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并非如此，事实中，在现在混合经济中，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已成为一个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制造增长的“超级公司”。2009年中国GDP实现8.7%的增长率，政府的贡献远远高于一半。如果把政府创造的各种需求也包含在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的范围内，那么政府作为一个超级公司，它可以生产和供应货币，通过不断扩张货币，就可以打消通缩预期，进而让其演变成通胀预期、投资与消费的行为改变，人们开始重新透支未来，那么病态的通胀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常态，人们将习惯于泡沫并在泡沫中等待下一轮危机。

上文表述的内容可以通过下面的模型表述：

 

如上图所示， 和AS的交合点A为供求均衡点，A点时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由于在凯恩斯理论中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当需求曲线为 时，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D点为实际需求点，但均衡供给点是A点，这时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价格下降，产生通缩预期，进而发生经济萧条。

但是如果把政府因素考虑在内，政府可以通过无限提供货币改变通缩预期，从而营造通胀预期，其结果截然不同。如果政府通过少量的货币刺激经济，使得总需求曲线从 平移到 ，在需求量一定的条件下C点的价格仍低于均衡点A的价格，依旧处于通缩阶段。

如果政府通过较多的货币刺激经济，使得总需求曲线从 平移到 ，在供给均衡点A交汇，这时价格处于合理的水平，仍无法营造通胀的预期。

如果政府通过大量的货币刺激经济，使得总需求曲线从 平移到 ，在供给均衡点A点的上方B点交汇，这时价格高于均衡价格，从而可以彻底的改变萧条经济造成的通缩预期，成功营造通胀预期。

上述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不断增加刺激经济力度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必须超过经济的客观均衡点，才能成功的实现通缩预期转为通胀预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投放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必然大于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量，这样不可避免的形成泡沫。换言之，加入政府因素以后，泡沫将成为经济的常态，再也不会出现长时期的萧条。这种泡沫的形成可以通过公式表示：

为本期的泡沫指数，用来衡量宏观经济中泡沫的大小； 为上一期的泡沫指数； 为调整参数，其必须大于零。结合上图我们可以看出，A点的泡沫指数为0，B点的泡沫指数大于0，随着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不断增大，泡沫指数也会随着增大。

上述模型表述的内容在实现中有很生动的实例。2000年美国的互联网经济的泡沫破裂，格林斯潘启动了地产与金融泡沫来托住破裂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地产与金融泡沫破裂时，伯南克又以美元泡沫来托住破裂的地产与金融泡沫。简言之，解决泡沫破裂的方法往往是启动更大的另一个泡沫来托住，这个过程好似青蛙上楼梯，不妨将上述模型称为“蛙跳型泡沫假说”。

如果把政府看作一个可以制造货币、制造投资进而制造增长的超级公司的因素加入凯恩斯理论中，则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实际上并非常态，萧条经济学的思维也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将是长期和持续的通胀压力，泡沫化生存的常态化，最终，真正重要的将是通胀经济学的思维。

2009年，如果中国企业只接受了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思维，那唯一正确的投资理念就是“现金为王”——事实上，这句话在2008年下半年时是最热门的词汇，但其结果必定是后悔得吐血。如果中国企业同时还兼有通胀经济学的思维，观察政府政策的变化，反市场之道而行之，则这一年的收获一定是惊人的。

 

 

从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构成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为-3.9%，鉴于中国的最终GDP增长率为8.7%，这意味着国内经济部分的增长为12.6%，这是自1993年以来消费和投资增长最快的一年。中国为了对抗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收缩而实施的巨大经济刺激方案，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银行贷款和公共项目支出的激增把投资推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家统计局称资本形成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即8.7%的经济增长率中的8个百分点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所拉动。可见，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政府主导的信贷及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美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也不例外。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元是世界货币而且还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超级经济体。如果把地球作为一个经济体看待，那么美元这个“超级货币”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就好似人民币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从美元货币供给M2的环比增长不难看出，在1990年、1997和2008年这几个年份或附近的几个年份，M2的供应增速明显加大，而恰恰1990年爆发第三次石油危机、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次贷危机，这三个事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冲击不言而喻。

可见，无论是从单个国家或是全球经济而言，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可小觑。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政府作用的考虑却少之又少。

时间	美国货币供给M2(十亿美元)	货币供给M2的环比增长
1990	3227.4	5.49%
1991	3347.2	3.71%
1992	3409.6	1.86%
1993	3445.6	1.06%
1994	3492.8	1.37%
1995	3565.4	2.08%
1996	3737.6	4.83%
1997	3923.4	4.97%
1998	4204.5	7.16%
1999	4514.8	7.38%
2000	4785.7	6.00%
2001	5204.1	8.74%
2002	5601.3	7.63%
2003	5987.5	6.89%
2004	6264.9	4.63%
2005	6529.4	4.22%
2006	6872.5	5.25%
2007	7305.6	6.30%
2008	7822.3	7.07%
2009	8420.6	7.65%

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把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技术、知识和制度创新。它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Ramsey(1928)建立的被后人广泛采用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的真正起点。索罗和斯旺(1956)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均衡经济增长率是外生的，它与政府行为无关。新古典增长理路认为政府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只是在短期影响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具有外部性，政府必须干预市场，政府对私人投资的补充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在认识到了政府支出的生产性特征以及政府支出的不可替代性后，自1960年以来，许多学者就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心展开了研究，已经建立了不少内生增长模型，但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定论。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索罗模型是典型代表，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假设是国内投资等于国内储蓄，并且没有国际贸易。这与当今的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截然不同，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需要投资等于储蓄。面对次贷危机，各国纷纷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美国都上升到卖不出国债就直接印钞票的程度，而政府的作法无论从实际还是从预期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使从索罗模型发展到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只不过是把国际贸易加了进来，同时认同国内投资可以通过世界储蓄而不只是国内储蓄来支持。然而，这与现实相比，仍显得有些蹑手蹑脚。现在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是投资并不需要（或者说不是一定需要）有储蓄来支撑，相比之下，政府的货币供应几乎可以无所束缚地放行，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为政府需要参与经济的增长，但那种参与和本文所说的政府通过货币供应来制造的增长有本质区别。内生增长理论所说的政府参与更多的指政府的财政参与，更多的是指政府对于公共品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触角已经涉及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包括财政政策，更多的是通过相应的货币手段，强势得足以在短期内把通缩预期活活变成通胀预期，把趋于萧条的经济态势扭转为走向通胀的态势。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对当今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现实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当今经济的本质乃是货币经济，而政府作为生产和供应货币的“超级公司”，事实上可以制造增长，因此政府日益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在政府这一“超级公司”参与游戏的真实经济世界中，萧条经济已非常态，通胀乃至泡沫经济才是常态，萧条经济学提供的真知灼见也不完全，人们需要借助于通胀经济学的思维，才能更多地解释真实世界的运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