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2009年末，中国全国出身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9.45：100。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有17%的男姓公民找不到配偶，我们伟大的祖国将日益变成没有夏娃的“伊甸园”。

还可预料的是，未来中国婚姻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惨烈。而孩子的父母为了增加下一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将被逼更加成为“孩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为孩子置房买车，以创造讨媳妇的起码条件，由此成为推涨中国房价的一个刚性因素。

婚姻市场上的胜者其命运还算是好的。那些择偶失败的人怎么办呢？将来，这些男姓公民除非靠婚外情或非法嫖娼，否则不能享受正当的性生活。生理的饥渴将驱使其走上犯罪之途，而心理的怨恨则会使他们变成绝望的阶级，这样的绝望阶级会有很大的可能会向社会宣泄绝望，并很容易被阴谋家利用成为群体暴力犯罪的潜在人群。由此引发中国的犯罪率更加上升、甚至引发社会的断裂（据说历史上农民起义就与男女比例失调有关）。此外，许多人早已指出，计划生育使得国人人伦丧失，民族性格发生扭曲，娇生惯养、人伦不全的新的一代如何能够承担中国大国崛起后的世界领袖使命？

是时候了，计划生育政策是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同意有的学者所说的，当初批判马寅初是错误，但现在若还不立即纠正计划生育的错误，则比当初批马寅初要错上十倍百倍！

一、“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计划生育国策中的效果明显

“劣币驱逐良币”本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概念。就是说当劣币和良币按照法定的兑换比例在市场上同时流通时，良币最终将被驱逐出市场而只剩下劣币。

人无等级之分。但从某一方面分析，计划生育实施的效果却和上述规律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广阔的农村以及困难家庭，生孩子的成本只是增添一双筷子，几乎不包含教育成本，孩子上到初中便令其打工，因此生孩子的收益高于成本，而这些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力度也相对较弱，再加上部门利益导致的“收钱放生”现象的普遍存在，致使农村地区生二胎、三胎甚至更多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孩子被生下来后，其成长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较差，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是相对有限。

相反，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大包括公务员人群多生活在城市中，而城市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严格，相对不打折扣。另一方面，城市人群自身由于工作压力以及追求事业发展等原因，越来越不愿生育。研究表明，越是事业发展好的女性，越不愿意要第二胎。某研究院曾以1980年至2005年的25年为分析区间，对职业女性的工资和生第二胎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女性工资每提高10%，生第二胎的几率便下降0.56到0.92个百分点。

很多人以为中国文化让中国人天生喜欢生孩子。其实，生孩子作为一项家庭决策，和其他家庭决策一样都将遵循经济理性，权衡成本与收益，因此不会漫无节制。

从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城市的抚养成本要远远高于农村。从孩子的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买房，哪一项都花费不小，尤其对于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涨的让人卖血都买不起，哪敢多生孩子？收益方面呢？不断升高的失业率表明，大学生毕业往往就意味着失业，“月光族”和“啃老族”的队伍不断壮大，因此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成本和收益的不匹配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城市人口不愿意生育第二胎，也不敢生第二胎，更不敢想像去生第三胎，更不可能无节制地去生孩子。

由此，计划生育便使得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一种精英淘汰式或者叫“逆淘汰”的生育机制，即知识和能力较高的人其生育率相对较低，知识和能力较低的人其生育率反而较高。

我们还需要杞人忧天地担心放开计划生育会导致生育高峰呢？不必，你看看西方，人家早就是人口负增长了。你看看日本，人家现在忧心忡忡的是日本将来多少年后会消失，因为每年的人口数量都在下降。你再看看与中国文化同源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不愿生育的问题，哪里有勇敢地大生孩子的现象。因此，现今和以后的中国城市趋势，应该是愈演愈烈的是人口负增长趋势，政府要开始动脑子的是如何鼓励人口出生，哪里还需要计划生育政策横插一竿子、乱插一竿子。

上个世纪毛主席领导的五六十年代，生孩子的成本由公家掏，收益却是自己的，所以大家才放开生孩子，最终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其情形与“公共地悲剧”完全如出一辙。现在改革了，教育、医疗、就业等与人有关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更多由市场调节，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已基本内部于家庭并且是对称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每个家庭自然会做出最优安排。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城市化，生孩子的成本的上升而家庭预期收益下降，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会自愿选择较低的生育率从而带来全国性的生育率下降。

如果我们都相信理性人会在市场上作出最优决策，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在其他问题包括人口问题上作出的却是非理性决策。

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犯罪率急剧上涨

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30年中，我国的犯罪率不断攀升。据统计，1987年到1988年之间，我国平均每10万人中发生23.29起犯罪事件；10年后的1998年，平均每10万人中发生犯罪事件的数量增加到164.68起。那2009年又是什么情况呢？根据社科院公布的《法制蓝皮书》，2009年1月到10间我国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刑事案件的增幅超过10%、治安案件的增幅到20%左右，全年刑事案件到530万件，治安案件数达990万件。

为什么犯罪率在中国不断上升，不同的人会举出各种不同理由。但是否想到，这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中国人口生育的“逆淘汰”机制的关系可能是最大的呢？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也许才是造成一代人之后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罪魁祸首。

不妨讲一个有趣的旁证。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到了80年代问题甚至变得更加严重，这使得美国的犯罪学家在预测90年代犯罪率时普遍得出十分悲观的结论，有人甚至预测纽约这样的犯罪城市的街头将血流成河，总统克林顿则再三强调未来六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和犯罪做斗争。但未曾想到的是，进入90年代后，美国的犯罪率居然一路下滑，甚至成了不那么重要的社会问题了。是什么使得世界出现了逆转？包括犯罪学家在内的各路专家提出许多解释，如美国经济增长啦、美国的监狱制度改革啦等等，但美国经济学家却站出来，说你们全错了，美国犯罪率的下降仅仅是源于大约二十年前的一桩小事。

这件小事就是70年代，美国有一位妇女为堕胎自由，毅然将官司打到了美国法院。其结果，在她已经生了婴儿后，堕胎逐渐在一些州被宣布成为合法。然而，堕胎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意料。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的困难家庭以及还未作好准备好作父母的人不再被动生孩子而是主动选择堕胎，其结果美国未来的潜在罪犯也被堕掉了，从而导致了美国犯罪率的戏剧性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发现，宣布堕胎合法时间早五年的州，其犯罪率下降的时间也较宣布堕胎合法时间较晚的州正好提前了五年，这足以说明是堕胎而不是其他任何原由才是解释美国犯罪率戏剧性下降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持续近30年的计划生育是不断地将可能成为社会栋梁的人堕掉，而任潜在罪犯生长。终于在一代人之后，尝到自酿的苦果。显然，人为的控制人口生产，导致的结果只会使社会的矛盾更加激化、社会的治安更加混乱，真正得不偿失。

三、计划生育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乃至文明地位形成冲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快，对此有许多解释，从制度到发展战略不一而足，它们各有其道理。但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往往被有意无意的忽视，那就是毛主席鼓励生孩子对今天中国的经济成长贡献。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策是鼓励人们生孩子，其结果是“婴儿潮”的出现，但在婴儿潮时期呈现的是净支出效应，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负财富和负经济行为，由此加剧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年的婴儿逐渐成长为劳动力，其在收支上的效应质变为净收入效应，或者说是一种正财富行为和正经济行为，这成了支撑中国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最重要的背景因素。

简单观察一下中国的年龄结构的图画，可以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形，老人少，年青人较多，小孩子比例最高。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演变成橄榄形，即年青人比例最高，老人和小孩都相对较少。中国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形变橄榄形的过程便是中国劳动力增长的过程，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每新增100个劳动力中国占了30个。价廉物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是中国吸引全球投资的根本因素所在，也是中国的财富源泉所在。

我们当然还知道，中国的增长速度高是因为中国的投资率高，而投资率高则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高。中国这些年储蓄率很高，也有很多解释。比如说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或者干脆说相关政策对民营企业、对公民创业的阻碍，还有老百姓缺乏社会保障，中国文化喜欢储蓄，等等。然而，奇怪的是，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有许多的变化，政府已经在鼓励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上采取了许多办法、中国的一些地方(如苏州)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但全中国各地的储蓄率几乎没有变化，仍然高达30%以上，这说明上述解释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的成分其实是很小的。真正重要的解释是什么呢？是人口的变化。前边已经谈到，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是橄榄形，也就是说青壮年比例最高，而青壮年时期正是一生中赚最多的钱，储蓄也最多的时候。难怪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全球最快？因为中国的投资增长全球最高。那为什么中国的投资增长高呢？答案是中国的储蓄率高，是高储蓄率支持了高投资。而高储蓄率的原因关键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中国的人口结构。原来，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暗含着上个世纪鼓励人口生长政策的贡献。

可以找一个更简单的比方。试想中国是一户十口之家，当两位辛苦的父母抚养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家的日子自然是过得十分紧张，存款是谈不上的，因为所有的钱都要用于孩子身上。18年-20年后，父母赚不到钱了，没关系，八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个个都赚钱，全家赚的钱用不完，银行存款天天增加……中国改革前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十口之家的变化。

而将来会怎样？很明显，不论中国文化如何，也不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的投资政策如何，随着未来10年-2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得老龄化，从目前的“橄榄型”变成“倒金字塔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定会有明显的下降，投资率也将随之而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则必然一落千丈。

几乎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印度的新增劳动力很快将超过中国，未来若干年，全世界的工作机会将向印度转移，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一举超过中国。

而中华文明的地位也将因计划生育而下降。为什么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未消失？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没有人能够消灭，而人口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因此才成就中国在世界文明中 的地位。今日中国的大国崛起，到目前为止也还不是因为人均水平的提升，而是因为人口数量大的基数效应。但如果中国继续奉行计划生育，印度的人口将在21世纪中叶超过中国，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因此下降，而印度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将后来居上。尤其是伊斯兰文明，由于穆斯林始终保持高生育率，例如其欧洲的每对夫妇平均生孩子8.1个，因此欧洲20-30年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而美国也将步欧洲兵法，21世纪实际上将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世纪。

而眼下，中国高速增长战略将被迫因人口因素而发生改变！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实施20多年了，其效果，一是新生婴儿的增长确实放慢了，由此减少了在这一段时期的社会净支出，成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二是也导致中国过快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几成无法改变的事实，其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实际上是相当负面的。比如，过去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成为中国在全球所向披靡的利器，但现在我们看到了“民工荒”，这是短期的问题还是开始反映出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应该说很有可能长期的问题。

就在刚刚召开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我记录了北大张维迎教授披露的一组数据，不妨分享。张教授谈到，1990年之后中国新生婴儿的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从80年代末的2500万降到了2009年的1500多万，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下降。90年代，中国每100个人中就会有8个半要找工作的加入，而我们看到2007年降到了6个，这个趋势会继续。所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快速的丧失。

数据还显示，从2001年开始，中国小学毕业生的数量开始下降，从以前的2400万降到了2008年的1800万。初中生数量则在2006年开始下降。现在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所以你要是在市场上找一个高中生实际上比找一个大学生要难上两倍多。而要在市场上找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三十年前找大学文化程度的还要难，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许多测算都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这意味着中国从现在起将挥别“人海战术”式的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也将意味着中国将越来越难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对人口政策进行战略性地改变。现今的政策改变，18年后才能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这才是真正具有战略性的决策啊！然而，“十五计划”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十一五计划”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十二五”计划呢？

计划生育政策有如此多的恶果，如此不符合人道和人伦，恐怕除了充气娃娃制造商外，各阶层国人均对之横眉冷对、咬牙切齿，但为何如此天怨人怒，就是取消不了这个“计划”呢？难道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或是因为政府机构设置的刚性？？？望有识者赐教于我。

（本文合作者：北京物资学院李慧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