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安何处

人在饥寒交迫时，首先是要活着，为生存而奋斗。温饱之后，他会问：“为什么活着？”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总是循序渐进的。今天，当中国经济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人开始追求“和谐”和“幸福”了。毕竟，“和谐”和“幸福”不是物质指标可以量度的，它在人的心里。中国人开始问自己：心安何处？

开始，是我们努力鞭策自己要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实现自我价值！然后，在某一晚办公室落地窗外星光与华灯的交相闪烁中，我们忽然瞥见了无比落寞的自己，恍然醒悟，我们已经沦为不留在这里加班就无处可去的一群；当火热的爱情在婚姻里变得温吞吞，我们再次意识到，正如从自己身上无法获得安宁，从另一个人身上也无法找到喜乐……让我们回到那句朴素的俗语里吧——“心安是福”。古语依然智慧，只是问题已经改变，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安之所的传统文化，濒临分崩离析。你我不可能把心安在农业文明里，尽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下仍会亮眼，但却与现代社会难以水乳交融，更无力重整在社会骤然转型的失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灵。

而中国的复杂在于它几乎总是最复杂的那一个。人们安心的努力正遭遇各个方向上的拉扯，即使已经认识到终极事物不可替代的价值，已经飞上半空感受到信仰才能让个体在多变的现实面前拥有最自由的幸福能力，却依然不得不低头看着脚下，解开捆绑的带子，那带子下面坠着沉重的包袱，里面装着民主参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法治精神……政治全能主义的触角甚至一直没有放弃对精神领域的塑造与控制倾向。

现实种种，让“心安何处”叩问温饱之后的中国人，嗡然震颤每颗渴望幸福的灵魂。

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

每当华灯初放，霓虹迷离闪烁，属于都市夜归族的“生活”才刚刚从暮色中开始。Diaan总爱在加完班的夜晚走进深圳那一间间藏在城市迷人灯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换盏，无非为卸下白天的疲惫和面具。曾记得1980年特区成立之初，深圳不过是大鹏湾畔一小镇，生活悠闲而不起眼。然30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争相崛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个昔年小镇也成为了高楼林立的都会。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30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边集中了朝阳区85%的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这里的甲级写字楼月租金超过50美元/平方米，堪比纽约。 2005年，高林应聘一家外企，成为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高级白领之一。CBD的繁华，被摩天大楼改变的城市天际线，曾给他以幻觉，仿佛这里离曼哈顿的辉煌已不远。事实上，中国复制了西方国家的繁华都市后，这几年又开始复制一个社会群体概念——中产阶级。普遍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产阶级的规模。橄榄型社会结构典型的美国，中产已成为社会主流，占人口总量80%；与之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规模还未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结论显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处于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中上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为了实现大都市的“中产梦”，这些年高林并没有少努力。“以前总梦想有天能衣着讲究驱车进出CBD，特别有冲劲去闯。”都说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在西方国家，老板拿出双倍加班费也很难请求员工留下来加班；但在中国，像高林这样的白领很少质疑面前堆积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发加班是一种美德——即便没有加班费已成为潜规则。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预期的满足感难以在心灵长久驻留。2005年踏进国贸大厦，高林非常兴奋；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纳入按部就班的轨迹；2007年后，他开始感到焦虑。“在国贸上班又如何？开奥迪又如何？”他反问自己。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对更严苛的竞争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结果，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样的故事正符合临床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揭示的事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高林的困惑几乎是城市精英们打拼阶段必经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当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普遍出现问题时，焦虑和抑郁总是最早出现。如果没有调适好，情况就会进一步演化。”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预言。现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有着突飞猛进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在价值观转变和心理调适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调下，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当然更严重。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抑郁只当它是个感冒”，但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这是价值观转变必然产生的阵痛。”许宜铭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道德与政治立场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很稳定的。直到 1980年代后，这个标准受到极大冲击，社会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导向。”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割裂性的转变就这么发生在一代人身上。 “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接纳度。但中国人从不被教育自我接纳，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够好，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人才够好。”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本质就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其本性之上。也许高林们的“中产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梦，只是时代强加于其身上的一个“画饼”，但他们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说，“你很棒，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对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个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爱的。”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听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别人做得多好”。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和冲突的时代，缺乏自我认同教育的国人难免会陷入内心价值感的混乱当中，进而随波逐流。于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当中，老一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是否背弃原有的价值观下海创富而经历着痛苦的内心冲突；无数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年轻人则匆忙扎进社会，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打造自身。这当然是个危险的状况。人们耗尽心力追求财富地位，以为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这些价值认同始终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将个人价值牢牢捆绑在物质财富上，越是不安全。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人就一无是处。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产阶层的自我价值感无疑是个严酷打击。中小企业主面临资金链断裂、停产、倒闭；高级白领对无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职的危机束手无策。有人开始点算未来，这一算，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更是荡然无存：职场上再优厚的待遇总跟不上物价上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看不清未来，医疗、教育和失控的房价“新三座大山”成为了无休止掠夺中产阶层的手段……其实，最让他们彷徨的并不是个人经济真的面临困境，而是发现之前尽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随时可能失去。“烦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着，有毒的情绪具有传染性，人人都有说不出的焦虑。而在这个过程中，由自我价值危机引发的关系危机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心灵。 Diaan其实不喜欢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里每个人都目标明确、步履匆忙。她任职广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欢加班，但每个人都这么干，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在公司里，Diaan跟每个人都谈笑风生，心里却筑起防范的篱笆。上班戴着面具，回家孤单一人。加班的夜晚，无法排遣忙碌后的空虚，她就唤上两三个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后，倒在床上，孤单的感觉又涌上心头。满大街都是这样寂寞的都市白领，只是他们全副武装，轻易看不出来。近10年，许宜铭每年花大半时间呆在中国大陆，他发现这里的人与台湾有个很大的差异。“即使两人之间关系多么好，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防范，并不倾心信任。”他相信这与“文革”留给中国的民族创伤有关。“‘文革’冲击的是华夏文化的根。儿子检举亲生父母，学生批斗自己的老师，这给中国人深层的人际关系.留下了浓重阴影，影响的将不止是一两代人。”在近30年物质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尝不也被污染得一塌糊涂？“小到一个家庭内部争家产，大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域的利益争夺，物质始终放在首位，‘关系’都是被牺牲的。”广州韦志中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韦志中说，“亲情、友情极度疏离。”但偏偏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社会的连结，从小习惯了对比，每个人都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才能获得存在感。因此，中产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乐部来排遣心底的寂寞。去年，Diaan迷上开心网，通过鼠标点击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无聊的游戏，但城市精英乐此不疲。“好友里有医生、律师、工程师，还有企业老板。”这些小游戏实际上是一种透过网络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满足服务，让人间接短暂地实现与他人的连接，从而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不少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颇高的精英，正是由于没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无法在群体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最终走上放弃生命的不归路。”韦志中说。一个单调无聊的网络小游戏凶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关系危机的要害。 当韦志中郑重提到，“我们正身处一个中产阶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危机时代’”时，如果说还有相对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务员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曾对沿海某省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作了详细调研。结果显示，在工人、农民、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新兴群体和城市贫民七大群体的综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继而是城市新兴群体和知识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其次是农民。从大方向看，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与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关系，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于中产与富有阶层；但在几个中高收入层次群体内部，这一表征却不明显。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与社会保障上的缺位，无相当收入基础的国人很难谈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以追求物质的方式满足幸福感，在一定社会群体中仍然有效，只是当群体的收入达到一定层次后，效果不再明显。“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影响不同阶层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韦志中以物质财富追求的幸福阈限说来分析这个现象，“当实际的物质条件跟通过物质获得幸福感的心理阈限差距越大时，物质带来的幸福感振荡会越大；而一旦接近这个阈限，物质财富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最终失去感觉。”“幸福感严格来说是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邢占军说，这些年公务员群体一直在各类幸福感调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与其实际收入并无必然关系。“稳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务员对现状普遍满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岁的杨迈在广东某市级财政单位呆了8年。要谈公务员的“幸福”，他有点无奈。“考上公务员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风光，别人在为事业拼搏、跳槽的时候，我8年如一日领一份白领级的工资，没升过职、没调过岗，现在还是底层科员。”杨迈形容公务员是一眼能望到头的职业。“不会暴富，也饿不死。你浮躁也没有用，奋力拼搏也不太使得上劲。只能放慢步伐，慢慢来。没有太高的期望，就少点失望和焦虑。” “放慢步伐，慢慢来”，也许就是“幸福”与“不幸福”的分野。“当物质满足到达幸福阈限，放慢脚步，停下来思考、转型，将工作的目的从‘物质追求’向‘享受过程’转变，那么真正属于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就呈现了。”韦志中表示，这样的目标听似很空泛，却可以与现实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我的目标是使更多人因心理学而受益。那么这两年我就大幅减少心理咨询个案的接待，转而做更多的社会研究和教育工作，建立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又如一个建筑设计师，可以把目标由赚更多的钱，转变为让更多人接受自然、和谐、宜居的概念，把这个目标融入自己的设计当中。”一个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往往就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更何况东方文化向来有自我施压的传统，什么卧薪尝胆，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目标远大，心理脆弱，一旦目标与现实失衡，就是灾难性的打击。外企和广告公司的拼搏、追求和快节奏，让白领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相继陷入自我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心理危机之中；公务员的慢，却让杨迈有时间调整理想与现实的合理距离，避免卷入焦虑的漩涡——当然，这也不过是仅限基层公务员的小“幸福”罢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依然在飞速发展，也需要继续保持腾飞的速度，中国社会慢不下来，作为最具创造性和拼搏精神的城市精英代表的中产阶层也不可能真正慢下来，他们只会嫌自己不够快。也许焦虑和抑郁还会继续像感冒似地蔓延，直到中国有足够的时间消化掉转型期的精神阵痛。但这样的精神转型，更像是听天由命的时代。有人转型成功，从此笑傲江湖；有人变成了患者，走进精神病院；更有人纵身一跳，了断了自我。“然而时代的发展不容许听天由命。所以接下来几年，最可能是中国宗教和心理学大发展的时期。焦虑的人群需要积攒心理资本，寻找精神信仰的方向和心灵的皈依。”韦志中表示，“而中产阶层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有坚定的精神信仰，以及对生命本质的辩证思考能力，才能保证社会发展不会偏差。”

“人心依旧”的中国问题

60年一个甲子，新中国走过来了。中国问题解决得如何？　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似乎把天下与国家、文化与权力两相分离。匹夫忧天下，领袖忙国家。这种说法，与梁漱溟非常接近。梁漱溟作为一个问题中人，前半生奔波于中国问题，后半生则为中国人的人心问题操心，终身为匹夫却获得了世人的尊敬。　本来是一个问题的整体，顾炎武与梁漱溟却把它们一分为二。其精神源头，无疑是出自于顺天命、应人心的中国信仰传统。这个传统，一直把革命与信仰、权力与文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进而建构了一个中国人才有的圣王结构。圣者天下，王者国家也。无论是圣者为王，还是王者成圣，大凡为圣王者，其间虽有冲突，却最终能够把此二者整合起来。不过，一旦遭遇权力变故，圣王结构就会分离，乃至崩溃。　进入20世纪之后，顺天应人的圣王结构伴随着辛亥革命而宣告终结了。圣者不一定为王，王者不一定成圣；但天下与国家、权力与信仰的两大问题依然故我，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已被历史地转换。这就是，现代的革命理论取代了篝火狐鸣式传统“迷信”对革命资源的动员方式，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形式，从而进入了新时代的民族革命时期。以至于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潮中，出现了五大宗教替代思潮。伦理代宗教（梁漱溟）、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科学代宗教（陈独秀）、哲学代宗教（冯友兰），最后皆归终于“主义”代宗教（政治革命），最终建构了一种以革命主义为信仰核心的民族国家建设运动。　　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了这两大问题的分离过程，进而使它们的思考路径和处理方法再度整合。它说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历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信仰的重建运动；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一种新文化、新信仰的成功。天下与国家、权力与信仰的矛盾关系，不是趋向于消失，而是被历史地转换了一种功能发挥的形式。　　因此，梁漱溟在其后半生即以人心问题为要。他无力在中国问题层面上完成这一伟大的整合。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而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信仰变迁与重建的阿基米德基点。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形式。传统汉语“翻天覆地”，其中自有文化与信仰的深意。依据中国人社稷崇拜的信仰惯习，倘不顺应天地人心，何能翻天覆地？把它译成现代术语，就是倘不适应世界潮流，革命如何成功？一个新中国，就是一种新文化、新道德、新信仰的诞生，是意义与秩序的重建，同时也是意义秩序与秩序意义的双重建构。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就充分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象征了中国问题与人心问题的合二为一。那时候，权力与信仰高度整合为道德权威、精神楷模与信仰皈依。一种理论主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脑袋与行动。各种宗教也被纳入了“内部行政事务”，放弃了自己的教义与主张，最终是各种信仰被自觉不自觉地统合在思想与灵魂的改造中。人们天真地以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即能把人心问题自动解决。　　然而，国家的建设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顺利，而人心问题的解决与国家建设，在很大层面上常常不是一回事。国家建设可以依靠权力，人心问题却比国家问题要复杂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造很快可以完成，但人心的净化却无法紧跟。中国经济的发展计划，必须要有一个大规模的人心改造过程。所以，一个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最后爆发了要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一个脑袋代替了其他所有的脑袋，一个崇拜成为了所有人的信仰。　　依照中国信仰的传统惯习，中国人的信仰传统是由宗教、哲学与国家权力共同建构、共同维持的。在不同群体中，人们对宗教、哲学与权力都有不同的倚重。权力上层偏重于信仰皈依的正当性，社会下层则偏重于彼岸、天国信仰的补偿性；其上层信仰容易伴随着权力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社会下层则会随利益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万众一心的信仰皈依，也未能够改变国家权力层面的复杂变化，权力的改变与斗争，最终导致了人心问题的变异。　　在经由“文革”10年打造出来的个人崇拜中，个人成为真理的化身之后，权力秩序就等同于一种信仰，而个人崇拜本身则意味着真理及其信仰。特别是当这种权力及其信仰的实践模式，唯有依赖于固有的国家权力之时方才能够得以实施的时候，固有的权力体制几乎就被视为信仰的象征了。 　　很明显，人心问题对于中国问题的过度依赖，或者是被中国问题的高度整合，始终在说明，天生缺乏宗教的灵魂才会去“信仰”外在的教义和权力。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安定，谁就肯定要从身外去拥有它、依赖它。对当时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缺乏了那作为精神、信仰的内在神圣性。中国问题与人心问题被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它们都双双地发生了劣变。 不过，变化也会来得很快。固有权力的衰微，很容易导致信仰危机；而新兴权力的建构，也同样会使新的信仰解放出来。一种正当性的信仰危机，往往会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复兴和改变。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日子里，伴随着个人迷信的破除，必然就是信仰危机的出现。所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必然是始于思想解放与破除迷信，既要破除固有的个人崇拜及其教条主义的迷信，同时亦是信仰自由和权力重建的共同要求。正因为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却是信仰的重建，它们才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步。这一次，人心问题走在了中国问题的前面。信仰危机就是它的基本象征。　　不可否认，在一个以全能主义为特征的国家体制之中，固有的信仰危机会导致思想的解放，一个时代的开启。特别是在一个个人崇拜依然深重、两个“凡是”以及按照既定方针办的紧箍咒下，任何一种经济的冲动、权力的冲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30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意味着是对权力和信仰的解放，要把国家权力从两个“凡是”的旧秩序中、把个人信仰从固有的个人崇拜氛围中解放出来。　这种很特别的中国问题，又以人心问题呈现出来。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林毓生的《中国意义的危机》，那种以思想为动力根源来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著名论点。林毓生论述的是100年前的中国近代社会，但以思想的改变来改变中国社会的运动惯性，即使是在100年后的中国，它没有全然的变化。　　表面上看来，这依然是一种“意义的危机”。那种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主义或真理、国家政治神圣性的信仰，就伴随着这一思想解放冲动而成为了历史。对于权力、真理的信仰，由此也被转变为对于思想的正确性或正确的思想要求。于是，权力的危机经由思想的解放、意义的转型而被顺利解决，改革实施的路径被建构成功。为此，30年前经由思想解放而得以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就经由这种“危机的意义”而具备了无法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这不同于丹尼尔·贝尔所讲的经济冲动与宗教冲动。贝尔认为经济与宗教的冲动，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但是，就中国问题而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之所以能够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成行，就是因为思想理论能够掌控权力、支配信仰，而解放思想同时就意味着权力和信仰的解放。它既包含了改造民众信仰世界的主张，也包括思维方式的改变。

它以改变民众的信仰方式和经济资源的总体动员方式，其目的却是一个新的政治理念、一种新的信仰建构。此乃思想冲动，信仰危机所引发的权力冲动，最终导致的经济冲动。

因此，与其说是改革开放带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人心问题，不如说是中国问题的解决，必然要以人心问题的解决作为前提。全能主义整合中的个人信仰，无论如何是开不出改革开放的经济动力的。这就是说，走出“文化大革命”时代中的个人崇拜，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步。要紧的问题是，仅仅是因为这样的第一步，个人崇拜解除了，

信仰被整合的灵魂没有了，中国人又随之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但人心丧失了挂靠之处，哪能不发生危机呢？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一说3亿），信教人数呈平稳增长态势。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比1997年增长约5万所。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余所。实际上，关于中国宗教信徒的数量、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组织的数据等等，除了政府原颁布的1亿人之外，迄今为止，尚无其他的权威统计。近几年来中国宗教的正常发展，极有可能早就突破了上述数据所呈现的容纳范围。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已经从内部行政事务、精神鸦片，转换成为与社会适应的宗教文化，发展为国人能够共享的“社会资本”，进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进步。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宗教并不等同于人心问题的解决。中国人一直就有扩散宗教与制度宗教的差异，也很喜欢在制度宗教之外扩散自己的私人信仰。其信仰问题的解决，必不简单地等同于宗教的复兴或发展。如果是为了一时之需，而去寻求什么信仰，有用的就信，什么都信，不等于就有了能够解决人心问题的信仰。特别是那些私密式的、个人的信仰，实际上还是私人的东西，仅关乎私密的自己，难以进入公共行动领域，建构一种社会共享的信仰共同体，发挥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功能或规范功能。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同的信仰，以及固有的信仰与外来的信仰之间、非法的信仰与正统之间的交往矛盾，已经在一定程度之上构成了一种“信仰区隔”现象。一方面是宗教的发展，人们借助于宗教而选择了信仰的个人化解决道路。另外一方面，是以传统宗教、民间信仰来抵制外来宗教及其信仰的民族化倾向。甚至有学人撰文呼吁，要大力发展、扶植民间的传统的正统的宗教信仰，以抵制外来的非传统非本土的宗教信仰。特别是近年来，传统中国的人文之祖，如黄帝、炎帝、伏羲、大禹……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甚至武则天等等，也已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中，逐步展现了他们的信仰魅力，不约而同地相继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公祭、国祭领域——这构成了人心问题的特殊解决方法及其路径依赖。　　在这些信仰现象之中，国家依然还是其绝对性的价值源泉。表面上是依靠宗教文化梳理人心问题，本质上却仍是把国家建构成为绝对性的价值源泉。其中自然冒出一个基本特征，即服从国家有如信奉神灵，如同信仰对象，既有对民族传统信仰的崇拜，同时也有对国家权力的信从，最后会演变为人心问题与中国问题再度纠缠，这就是文化—宗教民族主义的呈现。　　中国问题已经从极权走向威权，但威权未能分权。人心精神虽有分离，却又倚重于不同的宗教而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信仰构成了不同的认同方式。正统的信仰、合法的信仰、民间草根的信仰、外来的信仰……都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获得呈现。然而，信仰的实践及其认同方式千差万别，民间信仰在民间，宗教信仰在场所，民族信仰在民族，文化信仰通过消费。宗教发展、儒教重建、传统复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信仰现象而已。人心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观察，需要耐性。 佛教信众们长期持守着一个秘密，就是到寺庙烧香的时候，必定是各买各的香，各许各的愿；彼此不会交流，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者也。否则，我烧香，你买香，一是心愿不诚，二是我替别人拜菩萨了。至于当下中国人常有的财神信仰、圣人信仰、毛泽东信仰、炎黄信仰等等，个人信个人的，利益与目的都不一样。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认同”、只为个人的“自了汉”式的信仰方式了。　这是宗教信仰，但不完全信仰宗教；有信仰，却不一定有宗教约束。为了个人的信仰自由，只是以自己方便的路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寄托。这种私人化的信仰现象，就宗教的信仰关系而言，可说是一种宗教个人主义。就其信仰的社会学意义来说，它主要表现在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之中，是从神的信仰那里获得的一种独立、自在、个我的信仰方法。这是信仰的自由，但并非信仰表达和信仰实践的自由。个人致富，个人奋斗，信神不信教，信佛不进庙，他们依赖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关系。　——这必将是中国人日后面临的另一种人心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的群体分享结构，建构为一种社会共享的意义体系。一旦再次冒出人心问题，他们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也许，他们还是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而不在乎这一信仰、人心的神圣性，进而还是转向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为被信仰的权力。　　最后回到中国人的人心问题，究竟如何是好？总结来说，其中关键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人心问题或信仰问题，缺乏一个真实的神圣基础值得挂靠。多少年来，这些问题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如果说，人心挂靠在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人心挂靠在某种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人心挂靠在文化，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了；人心挂靠在民族主义，这是一柄双刃剑；人心挂靠在宗教，宗教却又不主流。它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似乎还是整合一体，人心依旧，依赖于中国问题。　就此而言，源自于思想解放、信仰危机而引发的改革开放等等相关问题，将涉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问题，涉及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思想多元化。它们三位一体，或许会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依此而言，权力得到了认同，思想有了实践，人心、信仰才有了挂搭之处。　60年前，中国人把人心问题挂靠在中国问题之上；30年后，中国人打破固有神圣，引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虽然是人心依旧，但这无疑是一场新形式下的人心问题。依据中国人的信仰惯习，唯有解决了这一人心问题，才能意味着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故此，我把它们称之为“人心依旧的中国问题”，以此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任重而道远，非一发展而人心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