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对于民企来说，是五味杂陈的一年，其中更多的是心酸。“四万亿”前，是民企的尴尬——90%以上流向了国企；“保八”功劳簿后，是民企的黯然——投资拉动GDP增长8%，而作为多数民企仰仗的出口却负增长3.9%。民企一面低吟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一面哀叹着“本是同根生”的幽怨。

“国进民退”掀起了学术界又一次唇枪舌剑，大有04年国企大讨论时的轰轰烈烈之风。你来我往间，“国进民退”已令人始料未及地演变成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尽管许多人一再声明着没有发生国进民退，并试图以数据作为有力证明，但不可否认，09年过后，国进民退已经成为民企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数据证明国进民退是子虚乌有，那又有什么来说明09年全国范围的“傍国企热”？既然吃不到“四万亿”的肉，委身傍国企喝点汤还总不至于饿死。万通的冯仑曾说过，“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者补充，最好的自保之道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要么就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09年无疑是不堪回首的。但值得高兴的是，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告诉民企：寒冬虽未过去，但春天已经不远。

温总理在本次会议上指出，民间资本可“非禁即入”，即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其中包括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在这个“国进民退”的敏感期，本次会议及时传递出了鼓励民企发展的信号，同时也昭示了政府欲切实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决心。

跌跌撞撞又十年

本次会议让民企看到了希望，却也刺到了他们的痛处。其实这些内容早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这些令人兴奋的举措在当时令民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5年来“非公36条”却让民企大失所望：需要配套的政策措施和文件至今尚未完成，而实施细则的出台更是遥遥无期。

蓦然回首间，中国入世已经十年。这十年对于中国的民企来说，无疑是成就卓著的十年，但同时也是跌跌撞撞的十年。

十年间民企屡遭打击，其中有三次严重事件。第一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有资本乘势发展，而民企希望借助开放来促进改革的思想却没有实现，导致民营资本的边缘化。第二件是2004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将正在进入重化工领域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民营资本全部逼进了加工制造业的狭窄领域，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民企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溃不成军。第三件就是“四万亿”90%以上进入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却没有办法从里面分一杯羹，因此其前景只能是越来越边缘化。

另外，始于2004年的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让“做大做强”成了国企新的奋斗目标。特别是2006年国资委出台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电信、能源等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等于颠覆了“非公36条”开放垄断领域的精神。再加上外资优惠政策的双重挤压，民企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

虽然屡遭打击，但民企在十年间的发展尤其是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目前民企对我国GDP的贡献超过60％，企业数量占全国70％以上，解决了85％以上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农村转移就业。作为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细胞”，民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在资源利用效率上，国家经济部门在整体上无法匹敌非国有经济部门。据学者韩朝华的研究，2004年到2008年，所有工业行业的总资产利润率平均是6.86%，国有工业是5.81%，民营工业是9.33%，民营工业企业总资产利润率相当于国有工业企业的1.6倍。这意味着此期间，如果国有企业的资产让民营企业来使用，可以多产生两万多亿的税收和利润，即增加61%，相当于期间中国财政收入的11.5%。

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忍受国进民退，无法忍受国企的低效和疯狂，未来无论是发展低碳经济、还是实现结构转变，提高增长质量，民营化都应该成为再出发的起点。这次的“非禁即入”是否能成为民企实现翻身的一个重要契机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我们看到，截至2008年，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金融业占9.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7.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6.6%，在石油、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中，民间资本则占比更低。显然，政府要真正落实本次会议的内容，避免重蹈“非公36条”当年的覆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非禁即入”切实发挥作用

国进民退带来的危机显然已经令政府有所察觉，本次会议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两个“毫不动摇”彰显出政府的决心。不过，鉴于“非公36条”的前车之鉴和当前民企虚弱的状况，如何真正打破相关领域和行业的进入障碍，使得民企真正实现“非禁即入”，这一切还在考验着政府。

首先，要打破相关领域和行业的进入障碍有赖于管制部门能否真正放松管制。行业管制导致部门权力巨大，放松管制则意味着原有既得利益的丧失。民企面前每年都在加厚的“玻璃墙”不可能指望一朝打破，管制部门的权力也不可能指望其能主动放弃。因此，必须颁布相关的实施细则，并加以切实的激励和监督。

其次，国有企业的定位必须明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规范国企边界，约束其市场行为，防止其进入与民争利的竞争性行业，并继续深化对国企的改革。

最后，民间资本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即使放开了垄断行业，但由于其对投资的要求高，民间资本进入初期，想凭一己之力站住脚是不现实的。因此，政策上必须对民间资本进行鼓励和扶持。

五年前，“非公36条”的搁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配套的政策措施和相关细则的胎死腹中，而这里面的罪魁又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扭曲的体制和既得利益者铸就的那道“玻璃墙”前，国企高歌猛进，民企黯然出局。

五年后，政府再次祭出鼓励民间资本政策，正如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所指出的，即将出台的新政策也是36条，因此可称为“新36条”。 与“旧36条”不同之处有三，一是范围不一样，2005年的36条是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2010年的新36条则是针对民间投资的，后者范围小一些。二是新36条突出执行性和操作性，提出了细化到二级科目的领域。三是投资方式的不同。新36条不仅是鼓励两个字，而是有具体的方式。

为平息国进民退的愤怒，政府正在为民企铺平通往“非禁即入”的道路，其方向值得期待。另一方面，对民企来说，也许比道路更重要的是民企能否自身有所作为。如鲁迅先生所讲，“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见关键不在路本身，而在走路的人。改革三十年的民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企业家“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而今天民营企业急需的转型，不仅是对企业家绝对权威的挑战，更是对其思想和观念的否定。民企能否抓住机会，借“新36条”的东风解决自身的管理问题，不仅关乎民企自身的发展，也攸关着中国民营化改革能否成功。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非禁即入”为民企带来了一丝春风，但乍暖还寒间，货币政策从紧的声音仍触动着民企敏感的神经。3月2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人事变动，三位新增委员中，周其仁与李稻葵均暗示不排除以加息来“退出”，其中李稻葵表示中国加息时间点或先于美国，这令货币政策从紧的可能性陡然增加。民营企业事实上是从紧货币政策的最大受伤者，2009年民企错过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盛宴，那么2010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又会令民企更加举步维艰。民企融资难的问题将会被无限放大，这不仅与“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政策理念背道而驰，甚至将会引发更大一轮的“民退”。过早的从紧不仅会扼杀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更多的民企会像在大冬天只穿着一件“防通胀”的背心一样被无情的冻死。宏观政策的忽松忽紧间，谁来关心民营企业的死活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宏观调控曾多次出现先后出台的政策互相矛盾、背道而驰的景象。这也是为何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改革最后不了了之的原因。但愿本次政府会以审慎的态度、周密的规划落实好“非禁即入”，让中国的民营企业真真正正体会一把“春天的故事”。

（文章将发《学习时报》。尚未正式发表。转载须经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