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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货币改革”失败的思考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研究组。执笔:赵晓、吕彦博)
 
 

中国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也出现一些问题。许多人为此愤愤不平,不断质疑改革的方向,甚至怀念计划经济的过去。最悲哀的是,2004年的所谓国企大讨论,因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某些问题,甚至叫停了原本方向正确的国企改革,可谓因噎废食,其结果便是今日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恶果。中国主张改革的人士曾提出,或许可以设立一个“计划经济特区”,让“怀旧”的朋友亲身去体验。其实,这样的特区有一个现成的,那就是邻国朝鲜。而朝鲜最新的货币改革的失败,或许能够启发我们更加坚定中国市场改革的取向。

朝鲜货币改革的来龙去脉

与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朝鲜至今仍是一个政府主导一切的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落后,粮食和其他生活物品供给短缺,并且政府几乎在所有领域实行高度控制。国家的边界被强行封闭起来,以避免国民因获得过多外部信息而产生不服从权威的倾向。每一个人的意义都被最小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他们不过是一个个抽象的生产符号。

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生存压力,再加上邻国中国改革巨大成就的刺激,令朝鲜无法也无心再继续原来的经济模式,于是在200271,朝鲜颁布了经济管理改善措施(简称“7.1经济改建”),开始对内部分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有限度的经济改革。

7.1经济改建”以来,朝鲜的国民经济有一些正面的改观,但市场化改革也不可避免带来改革者未曾料想的负面结果:

1、通货膨胀。黑市上一公斤大米要2000朝元,工人每月工资在黑市只能买到两公斤大米。由于赚外快的劳动者暗地里将资金投资到房地产市场,因此平壤豪华公寓的价格在一两年内暴增两倍以上。

2、贫富分化。实行有限的经济改革以来,朝鲜出现一批靠做生意而先行致富的人,其中大多来自以前成份不好的家庭(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曾流行的“不三不四赚了钱”)。但这与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农民的低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对于习惯了平均分配并且仍强调阶级斗争的朝鲜社会来说很难容忍。

3、腐败恶化。市场的引入伴随着腐败的滋生,权钱现象勾结在朝鲜出现并上升。除了那些通过胆大先富起来的群体外,朝鲜先富起来的人也包括了非法敛财的特权阶层,引发社会的不满。

朝鲜当局一直力图减少市场手段引入带来的负面作用,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强化计划经济的措施:如将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限定为个人生产的农产品、肉类和服装,而其余工业品和进口商品必须在国营商店里出售;规定50岁以上的妇女才可以在市场摆摊经营,而青壮年都要投入“150天生产战斗”;针对许多人将从市场上赚的钱“放在衣柜”的现象,则鼓励他们将钱存入国家银行。

也许是因为上述“封闭市场”的办法并没有根除“7.1经济改建”以来的种种恶果,朝鲜政府最终使出了“货币改革”这一“杀手锏”,以图釜底抽薪,向桀骜不驯的市场负面现象“宣战”。

具体做法是:政府限令朝鲜民众,从20091130126,按1001的比例,到银行去用旧朝币兑换新朝币,每个家庭最高限额换10万旧朝币。这是朝鲜建国后的第五次换货币,上一次换币是在1992年。

如此“货币改革”,实则“货币剥夺”,与所谓“土改”剥夺土地的作法如出一辙。

7.1经济改建”以后,朝鲜的主要企业表面还是国营,实质不少已变成了“资本主义”。因计划经济穷途末路,朝鲜当局不得把工人赶到市场上让他们自己去挣钱,但有能力做生意的工人只上交一部分定额收入,其余落入自己腰包。在名为共产主义的体制下,人们开始积累个人财富。然而,本次货币改革使这些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积攒的现金变成了废纸。而且,工人们领到的工资与旧币制时差不多,干部们却领到5000朝元工资,相当于旧币50万朝元,等于工资一下子涨了100倍。

人们还来不及醒过神来,物价就开始暴涨,紧接着便是市场冻结。由于缺乏市场价格信号,商品流通的停滞,再加上国家保卫部、保安省动员起来以平壤的统一市场和平安南道的平城市场为始取缔了全国主要市场,致使混乱达到顶峰。从12月起,数年未遇的寒潮袭击朝鲜,令市场紧张更加雪上加霜,甚至煤和柈子等必需的取暖材料都紧缺,就连朝鲜权力阶层居住的平壤市公寓都无法满足,出现了冻死人的现象。而因粮食价格暴涨,还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饿死人的事件。朝鲜经济最终陷入“贫困陷阱”。为平息民愤,朝鲜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被处决,成为货币改革失败的替罪羔羊。

朝鲜货币改革的政策目标与实际效应

朝鲜官方政府宣称:货币改革的目的首先在于使货币流通顺畅,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拥护劳动者的利益,稳定和提高生活;减少流通的货币量、提高货币的购买力;改革不是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更加坚守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更加加固秩序。

也就是说,这次货币改革的初衷可以解读为:回笼货币,使流通性减少,抑制通胀;让市场势力通过市场增加的财富突然蒸发,有效减缓两极分化;打击腐败,使通过非法手段敛取的财富要么暴露在阳光之下,要么存入利息极低,支取困难的银行,实际上变成国家财产。

但实施效果事如何呢?应该说是事与愿违,在经济上可以说失败得一塌糊涂。

首先,是货币金融系统瘫痪。管理通货的主张始自于凯恩斯1923年版的《货币改革论》。实施有效的通货管理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央银行独立于财政,切断财政发行货币的渠道;二是有健全的银行制度,以保证中央银行再贴现、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正常运行,进而有效控制货币流通量;三是有精通货币问题的人才,有效管理货币流通。朝鲜政府显然并不具备上述这三条,因此政府强行的结果便是一举摧毁了本国的货币信用。

其次,并没有真正改变收入分化的格局。表面上看,本次货币改革最大的受害者是富人,其实是穷人。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朝鲜真正有钱的人并不喜欢拥有朝鲜的纸币,而是更愿意拥有资产或者外币,因此货币改革对他们的损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反倒是那些没有资产和外汇的穷人,他们只能拥有现金,他们的财产都将在这场货币地震中化为乌有。尤其是农民,因为他们是不发薪水的,他们对未来的期望收入将大打折扣。因此,名为应对危机的货币改革,实际上演变成了剥夺全国人民财富的制造危机行为!

再就是,政治体制遭受重创。由于货币改革失败,朝鲜的政治体制事实上陷于危机。朝鲜建国以来,以“类似于宗教国家的忠诚心”为基础维持下来的政权体制或因此走向崩溃。而有关币改失败的问责争论有可能演变为权力之争,从而破坏权力阶层的团结,最终使现存体制的承受力遭受考验。

更加严重的后果是,朝鲜的市场改革已死。在这次货币改革之后,政府再要进行任何经济上的改革都将会十分的困难,朝鲜政府事实上已经自己掐死了自己要走的市场改革的路子。

对于通货管理,弗里德曼曾说过,一切的通货膨胀在本质上都是货币现象。面对通货膨胀,回笼流通中过多的货币,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增加产品供给,或者央行运用利率杠杆和公开市场操作手段,来回收流动性,但要避免由政府通过赤裸裸的剥夺手段来强行紧缩通货。朝鲜币改的失败,显然在于根本不明其中之理,而习惯性地使用了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当然,朝鲜这次货币改革也许不仅要考察其经济效果,还要考察其隐藏的政治意图。比如,在乱局中,政府一方面不用再对自己过去管理经济不善所造成的乱局负责,另一方面或许还可坐取收买人心之利——剥夺富人的做法也许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人心大快,从而使政权获得在危机中稳定的基础,足以抵消失去财产的工商阶层的政治敌意。但对如此政治意图的评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朝鲜失败的最大启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

我们看到,朝鲜其实是想羞羞答答地启动市场化改革,但很不幸,其改革方法存在问题,致使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负面因素,而现因“货币改革”的强制性政治矫正,其改革可以说已走向死胡同。

朝鲜的改革失败,让我们意识到,改革是一门艺术,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转型的路径。在此方面,中国的改革可以说积累了许多经验。如寻求帕累托改进,也就是在改革之初注意先启动收益大而损失几乎为零的领域的改革,在实现成果,进而形成改革共识后再逐渐推动难改的部分;先作改革试点再大规模推广;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沿海推动内地;通过地方竞争形成改革动力,并探索多种改革模式等等。同时,中国政府比较重视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避免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中国远胜于朝鲜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避免了朝鲜式的失败而走向成功的缘由。

同时,我们还可从朝鲜币改中学习到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就是无论改革过程中碰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要坚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决不能动摇。市场并非完美,却是通向富裕与发达的唯一通途。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也不会一帆风顺,但其方向不容怀疑,不能后退。

邓小平曾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说过,计划和市场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野。他老人家一心一意追求国家富强,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借助于改革开放,走市场化唯一道路,中国才能真正富强。中国正是因为贯彻了邓公的市场化改革理念,才取得伟大的成就。但市场化改革一路走来,阻力不小、杂音不少、误导亦不少,特别是当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人们总是很容易怀疑改革甚至渴望回到旧的体制时代。

2004年的所谓国企改革大讨论就是这样。原本国企改革中某些微观个案中暴露的程序不公、化公为私的问题被故意放大,最后居然非逻辑地跳升到对国企改革的宏观方向的质疑。由此,中国后意识形态时代极其宝贵的“改革共识”在争论中一朝破裂,国企改革此后事实上被叫停,“国进民退” 之倒行逆施的形势愈演愈烈。

今天,国有企业垄断了国家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民营经济越来越边缘化,而政府则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和土地,并对市场实施越来越多的管制。所以,笔者不断警告,中国事实上在不断偏离邓小平时期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国的经济模式不是日益走向成熟、规范的市场经济,而是越来越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显然,我们有理由警惕,尽管中国以往改革远比朝鲜成功,但中国可能在某方面甚至正全面地缓慢陷于“朝鲜化”之路。而在经历了“国进民退”以及改革滞后的种种恶果,并目睹了朝鲜的失败后,我们应该不需要再专门建立一个计划经济特区,也不需要再继续品尝恶果,而应该果断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重启新一轮改革!

(本文将发表于《证券市场周刊》。转载须经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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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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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学术委员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专业委员会成员 •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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