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1-3年内，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将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和大变革中，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难预测、最复杂、最严峻和最困难的内外部环境。“稳增长”将是中国未来几年的首要经济目标，这关乎中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非常必要。

结构性减税助推经济持续增长

                                        （赵晓  陈金保）

   刚过去的2011年和正在经历的2012年，中国税收政策方面出现了有些矛盾的情况：一方面，不管是政府还是学者，都大力主张结构性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个体户纳税起征点等惠民税收减税政策在2011年也算可圈可点；另一方面，一系列普遍性的增税政策又悄然推出，如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税务代征工会经费、税务代征残疾人保障金、提高车船税税额等。这说明，中国对于结构性减税虽已有明确认识，但尚处执行和落实阶段。那么，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结构性减税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有什么战略意义？结构性减税的基本方向是什么？这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

   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这已是近几年来大家讨论很多的话题，由于计算方法、所站的角度不同，大家的结论各不相同。

   2011年，中国许多民营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但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增速达25%，远超过国家税务总局年初制定的增长8%的目标，以及9.2%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计算，宏观税负进一步提升已是既成事实。

   判断一个国家税负的高低，主要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在将我国的税负水平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必须谨慎选择比照国家，因为一个国家可承受的税负水平与一个国家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依据税收的累进特点，越富有的地区，经济的可征税能力或税负可承受能力就越强。2007年，美、日、德、法宏观税负分别为27.9%、28.3%、36.0%、43.5%。OECD美洲国家平均宏观税负为27%左右，而OECD欧洲国家平均为37%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左右。从分类国家的平均值比较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但从单个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印度、越南，与墨西哥、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持平，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越来越接近。

    从契约视角看，征税就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公民以缴税作为享受国家公共福利的费用。欧美国家，特别是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宏观水平确实比中国高，但是公民享受到的福利更比中国高得多。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是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美国为45%，德国更是高达71.49%，而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30%。如此比较，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不低就完全能理解了。

   因此，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税负即使不能说过高，但至少不低。考虑到今后几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真正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已是非常必要，这样才不至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长。

结构性减税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在未来的1-3年内，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将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和大变革中，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难预测、最复杂、最严峻和最困难的内外部环境。“稳增长”将是中国未来几年的首要经济目标，这关乎中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因此，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非常必要。

    外部环境方面，欧洲债务危机、中东社会动荡、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信心不足等因素都势必会导致中国出口增长乏力。另外，发达国家的低利率政策和经济复苏刺激计划也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通胀压力。外需乏力，中国只能寄希望于扩大内需。但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房价过高、工薪阶层收入较低等一系列问题又成了中国进一步提振内需的现实障碍。此外，中国还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紧缺、虚拟经济存在泡沫化风险等现实问题。因此，切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方针，是2012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不二选择。　　

    在当下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刺激经济增长，无外乎两条路，一条路是推出类似于2009年那样的4万亿刺激计划，但中国尚未形成以创新驱动和技术主导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一味继续扩大投资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胀，将给经济转型带来更大困难；另外一条路就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这正是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意义所在。而且，“有增有减，重在减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减少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也是一剂良方，通过“一增一减”能有效传递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导向。　　

    结构性减税政策，是目前形势下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在目前形势下，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根本目标是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不是普遍性的减税，更不是“减少增多”的变相增税政策。我曾参与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自1995至2009年，虽然中国“税收持续超经济增长”最主要来源仍是经济增长因素(平均贡献大约为60%)，但增税政策对税收增长确实也功不可没(平均贡献大约为23%)。

结构性减税基本方向

   增税无疑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基本税收政策路线，未来几年是转向减税道路的最佳时机。从基本含义和战略角度看，结构性减税政策反对整体上增税，更反对不加选择地普遍性增税。我以为，真正发挥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作用，以下几个方面是基本方向：　　

   第一，对民生消费减税，对奢侈消费增税。“调收入、惠民生”既是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也是今后税收政策调控的方向。中国税制结构的特点是流转税等间接税占比太高，日常消费品、工薪收入承担了较重税负。今后，税收调整应该是对于日常消费品，如化妆品、食品和副食品、服装等基本民生领域消费实施减税，对进口汽车、别墅、珠宝、高档烟酒等奢侈消费品，以及个人拥有的多套住房等实施增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无房人群的租房开支、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利息开支、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培训开支、大病医疗开支等也要考虑给予一定比例的税前扣除。　　

   第二，对垄断大型企业增税，对中小企业减税。未来世界经济的“寒冬”是所有企业的“寒冬”，但更多的还是中小企业的“寒冬”。正如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所言，“中小企业还来不及转型的时候，需要政府扶持一把，在严冬下给它一个温暖的棉被或者暖房。”在深化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对垄断大型企业增税也不失为临时之策。而对于中小企业，可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微利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还可考虑暂时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对低碳经济减税，对高投入高污染企业增税。无论对全球温室效应存在多大争议，低投入、环保、循环利用都一定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尽快开征环境污染税、碳税，提高资源税标准，对环保设备改造、循环利用、绿色节能项目开发可以实行加计扣除。

   第四，对高新技术产品减税，对粗放式发展增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当务之急是对努力转型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扶持一把。对研发投入大、致力于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实行更大幅度的税收优惠，适当调低这类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对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以及低附加值的粗放式生产企业则分类逐步增税。

   当然，在大力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不能减了税也减了公共福利支出。否则，“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真正落实仍然会任重而道远。

(本文即将刊登于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中英文）一书，如需转载请与陈金保联系 13911923556 kimbo_ch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