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看，我国宏观税负已然不低。考虑到今后几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如果政府还不下定决心真正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那么，累进性的税率机制将会在未来几年内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推高到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边缘。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我们不但有大幅减税的必要，更有减税的能力。落实“结构性减税”需要口号，更需要行动！

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

（作者：赵晓 陈金保）

     中国税负究竟高不高?这已是近几年来大家争论最多的话题，由于计算方法、所站的角度不同，大家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以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下属研究机构的学者为主，认为中国实际税负并不高，还有较大的增税空间;另一类以民间学者或者广大网民为主，认为中国的税负过重，减税迫在眉睫。笔者以为，税负痛苦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不可严格计算，要以百姓的亲身感受为依据。而判断中国税负是否过高，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综合考量：

　　第一，计算口径问题。这是大家争论最多的问题。计算宏观税负有大中小三种口径：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其他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这里的收入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各种预算外收入，如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各种政府性收费、罚款，以及其他各级政府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制度外收入。以此粗略计算， 2010年，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8.2%，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0.7%;2011年，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9.02%，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2.01%。而大口径税负计算起来比较复杂，由于数据的缺乏，只能进行大致的估算。据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斌计算，2009年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为31.4%，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而且他们的计算还没有考虑制度外各种隐形收入。由此可见，大口径与小口径的宏观税负计算结果会差距很大。欧美等国家财政预算比较规范，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而税外收费占比很小，而我国政府税外收入占比很大，如果要跟欧美国家进行比较，采用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才是比较客观的选择。

    第二，比照国家的选择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税负的高低，主要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在将我国的税负水平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必须谨慎选择比照国家，因为一个国家可承受的税负水平与一个国家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依据税收的累进特点，越富有的地区，经济的可征税能力或税负可承受能力就越强。2007年，美、日、德、法宏观税负分别为27.9%、28.3%、36.0%、43.5%。OECD美洲国家平均宏观税负为27%左右，而OECD欧洲国家平均为37%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左右。从分类国家的平均值比较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但从单个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印度、越南，与墨西哥、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持平，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越来越接近。

    第三，民众享受的福利水平问题。从契约视角看，征税就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公民以缴税作为享受国家公共福利的费用，与一般契约唯一不同的是，征税带有强制性。因此，缴多少税合适，一定要看公民缴税后能享受到多少公共福利，以及公民的实际心理感受。欧美国家，特别是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宏观水平确实比中国高，但是他们的公民享受到了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福利水平显然更比我国高得多。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是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美国为45%，德国更是高达71.49%，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到30%。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开支已经成了我国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也是老百姓不敢消费的最主要原因，是提振内需的拦路虎。老百姓既要承担过高税负，又要自己攒钱买房养老，更要准备大额资金用于医疗和下一代子女教育，我国税负痛苦指数不低就完全能理解了。

　　第四，最优税负问题。依据美国著名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分析，理论上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宏观税负。1987年世界银行测算了一些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为30%左右。笔者课题组测算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最佳小口径税负为20%左右，促进中国服务业私人投资的最佳税负为19%左右。2011年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已超过19%，中口径宏观税负已超过22%，大口径税负就算以35%计算，那么，即使按照中上收入国家的标准衡量，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也确实已经接近或超过最佳税负水平。如果进一步考虑中国不同省市地区的税负水平的巨大差异，那么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小口径宏观税负都超过30%)的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已经过高。

　　第五，税负提升速度问题。供给学派认为，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要看整体税负水平，还要看边际税负水平，即税负的提升速度。笔者课题组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税收负担、税收结构和边际税负水平的组合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也就是说，即使迫于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的压力，适当降低税负的提升速度也是不错的选择。据东北财经大学马国强计算结果，从1996年到2007年，低收入国家中口径宏观税负平均值由11.08%提升到12.75%，提高了0.91%，中低收入国家平均值提高了6.42%，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提高了3.60%，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值则下降了0.79%。我国中口径宏观税负由1996年的10.56%提升到2007年的19.16%，提高了8.6%， 2011年我国中口径税负则比1996年提高了一倍还多，提升速度远远超过所有国家。

    从上述五个方面综合来看，我国宏观税负已然不低。考虑到今后几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如果政府还不下定决心真正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那么，累进性的税率机制将会在未来几年内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推高到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边缘。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我们不但有大幅减税的必要，更有减税的能力。

   落实“结构性减税”需要口号，更需要行动！

（本文已经刊于《中国经营报》，如需转载请与陈金保联系 13911923556 kimbo_ch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