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保增长和去库存的平衡

（赵晓  吕彦博）

    随着房地产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贸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经济进入缓速增长通道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事实。随着二季度GDP数据近三年以来首次破八，市场的悲观情绪也越来越浓厚，于是出现了一些要求政府扩大投资以稳增长的呼声。但是另一方面，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去库存化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在保增长和去库存之间找寻平衡，是摆在近期中国经济面前必须要跨越的一个关卡。

    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2004年以来，抑制产能过剩就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出台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虽是给当时疲弱的经济一针强心剂，但副作用却也明显，大规模投资导致很多行业形成了大量短期内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尽管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和工信部关于抑制产能过剩的文件接二连三出台，但效果不甚理想，发改委的调控行业名单是越拉越长。

     产能过剩原本是市场的正常波动现象。但在我国，产能过剩并不是单纯的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短期供过于求现象，而是掺杂着政府主导投资所形成的长期资源错配。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了大部分的国内投资，很多大型的投资项目缺乏严格科学的调查论证，往往是领导一拍板，动辄数十亿的项目迅速上马，导致大量资金投向“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三高一低”项目。再者，中国的市场垄断现象相对严重，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中，相当一部分由国企垄断或国企主导，大型国企在信贷、土地、财政等多方面拥有诸多特权，并有足够的力量和动力去扩大产能以提高政绩。尤其是当经济数据出现一点下滑的苗头时，政府立刻抡起投资的指挥大棒，老的库存还没有完全消化掉，新的库存又纷至沓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顽疾。若放任不管，将会使得市场预期混乱，影响市场效率的发挥，遏制长期经济增长势头。

    破解产能过剩难题，需要正确理解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变化环境。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未来中国经济不大可能重现过去10年平均增速10%左右的高增长阶段，而是会进入一个趋势性放缓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从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向追求增长质量的阶段过渡。而表现在产业层面，中国目前更多的需要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升级，而非简单的总量规模增长。

    政府在新一轮调控政策当中需要摆脱投资依赖症，尤其是在使用逆周期调控工具以支撑短期经济增长的时候需要比08年更加谨慎。以家电行业为例，连续四年的家电下乡已经让很多区域家电产品的普及率提升到90%以上，而未来5年这些产品的更新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乡镇市场需求将大大减少。前一轮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拉动内需政策已经透支了家电行业未来若干年的增长空间，面对迅速萎缩的消费需求，政府对消费者再补贴的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另外，在政策红利刺激下，市场的虚假繁荣让很多企业加大了对生产基地的投资，很多企业加大了在全国各地布局，但是随着前期政策红利正面效应的衰减，国内大量企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危机。多出来的产能因为闲置将占压企业的资金，而资产折旧也会抬高企业生产成本，企业毛利率自然随之下滑，这对国内很多竞争性的行业发展而言是一种长期隐形的伤害。

    为此，政府在保增长和去库存之间寻求平衡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政府应当正本清源，让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真正主体，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一个地方发展什么，发展到何种程度，不要去硬性规划，而是给地方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让企业承担市场风险，政府只负责协调和管理，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为企业打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打破国企行业性垄断，提高市场竞争的透明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更好地实现企业自主发展，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出口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目前政府部门已针对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出台了具体的42项民间投资实施细则，但距离民间的期望尚有差距。

     其次，政府出台短期的“稳增长”政策，应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避免以往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货币供应要以货币需求增长为目标，而不能盲目提前大规模透支货币发行，以避免经济再次陷入高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陷阱。政府应坚持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采取切实措施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增速都数倍于GDP增速，政府是有充足的财政资源来实施这些措施的。

    再次，政府在一些指令性的投资刺激计划中，应当以需定投资，以公益性领域为主。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选择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应更多向中西部倾斜，以释放有效需求。对于当前战略型新兴产业项目的选择，应加大相关智能化、信息化研发投入和清洁能源输送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此既可以稳定当前经济增长，同时为打开国内消费市场奠定基础，也不会制造过剩的无效产能。目前，电信、移动和联通三大运营商正在和全国三百多个城市合作建设智慧城市，根据业内人士估算，这些城市“十二五”期间用于建设智慧城市的投资总规模将可能高达5000亿元。而随着日后更多城市上马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以及相关服务的推出，“十二五”期间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将启动2万亿产业机会。如果加以妥善利用，会对当前经济恢复持续性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边际报酬逐步提高，而资本边际报酬逐渐降低，以往单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政府应当引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加大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领域的资本投入，并加大相关的教育培训投入，也就说，必须下决心转向创新红利，这样，中国的产业及经济转型才有希望。

(本文修改版已发表于《财经国家周刊》，转载需经作者同意。kimbo_ch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