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市场化合作应对制造业危机

（赵晓 史贵存）

    2012年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4%。这是自2009年二季度起，14个季度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数据。进入四季度，随着CPI的持续走低，多项经济数据也在逐渐回暖。10月份，官方PMI 为50.2%，终于重回荣枯线以上。随着前期积累的宏观刺激政策效应显现，加之企业去库存化周期接近尾声，制造业整体的新订单数终于出现向好迹象，生产和就业状况短期内应该有所改善。

    PMI止冷回暖的信号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其指数存在编制上过于简单、抽样上易以偏概全的缺陷，所以其含金量多少仍值得商榷。另外，PMI反映的也只是企业采购经理们对当前业务状况及前景的主观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里的差别很大。笔者认为，如果抛开季节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从中长期来看，制造业内忧外困、制造企业冰火两重天的危机仍在。

    先从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外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危机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尤感寒意，出口订单的减少、贸易摩擦和市场的萎缩等都成为影响制造业增长的不利因素。第二，欧美发达国家为走出危机、提振经济，纷纷将目光瞄准本国制造业，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这对“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是雪上加霜。第三，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变革正在兴起，在欧美等国吸引在外产业“回巢”的同时，东南亚正以更低廉的资源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据统计，去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6％，而同期中国这一增长率不到8％。中国制造业“东南飞”，一方面体现在原本投向中国的外资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例如，耐克运动鞋厂从中国撤出转往越南。另一方面，中国东部地区制造业也出现向东盟国家转移的趋势，大量广东电子企业将生产车间转移到了东盟国家而不是中国西部地区。

    再看制造业的“内忧”。首先，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企业税负过高、融资难等因素导致制造业深陷困境；其次，中国资源和环境瓶颈收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等也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最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不强、实体经济资本流失严重。有调查显示，中国劳动力成本位列亚洲第三，最低工资约为印度的2-3倍。如果加上福利支出，用工成本还要上浮40%-50%。

    另外，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下游，产品增加值过低、不具备品牌效应的状况也没有改变。当前，在全球经济的“L型复苏”中，很多企业都在喊要进行产业升级转型，但都没有明确的方向，存在削足适履的现象。例如，在太阳能、风能产业中，一些企业是在以牺牲本国资源环境的代价，给西方国家输送清洁能源。另外，转型升级也需要考虑现有国家的工业体系是否支持。

    在内忧外困的境地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也已是冰火两重天。突出表现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民营制造业资本流出，“产业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与正规金融系统联系上的差异，国企（尤其是央企）作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往往高枕无忧，在政府投资带动下的粗放式生产易造成产能浪费。钢铁、水泥、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很严重，钢企甚至面临全面亏损。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60%左右，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78.9%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由于长期大规模投入而积累的产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释放，这直接加重了中等规模以上制造业“去库存”的压力。

    与国有制造业过度投资、粗放生产不同的是，民营制造业企业却不得不“离本地化、离制造化”。过去十年中，中国制造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3.2%，这与房地产业20%以上的利润率差距悬殊。在短期投机、套利机会的驱使下，产业资本难免不撤离制造业，形成“示范效应”（一家投机获利，大家竞相效仿）。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撤出了实业领域。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目前一些企业和区域的“去工业化”迹象开始显现。在温州，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和矿业，而且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也存在。由于营商环境的恶化，民企难觅好的投资项目，其盲目转行很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再加上资金“融不到、用不起”的问题，企业只好坚持不贷款经营，只能通过自身产品结构调整、机械代替手工、合理选址开设新工厂等传统方式来艰难维持生存，产业升级之路难上加难。

    既然是一边投资过热、资源要素过剩导致产能“泡沫”，另一边却由于过冷的营商环境导致过早的“去工业化”滑坡，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市场化合作竞争的方式把二者结合起来，并以此来加快国企私有化改革的进程。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第一，鼓励两类制造业企业在跨地区行业整合、并购的过程中积极合作，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并以此来提高我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解决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难题。

   第二，鼓励两类制造业进行产业融合，建立开放型产融体系，以此来扩大制造业规模，开发新型产品、拓展新型商业模式。

   第三，加大科技研发力度，鼓励二者一同开展产学研合作和创新交流，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第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领域，为民企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鼓励民资以独资、参股、控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

   这样一来，国有制造业企业不仅可以把过剩、落后的产能转移给生产力匮乏的民营经济，以消解严重积压的库存，还可以借助民企来大幅拉动就业，提升国企效率、激发创新意识，打破“产、销、营、渠”的长期固化锁定。民营制造业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到应有的国家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支持，借助国企科技研发资源来激活自身创新能力，还可以学习引进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实现规模经济。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史贵存 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