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小康社会：“增长”之外还需“公平”

(赵晓陈金保)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这一宏伟蓝图和细化新目标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提前憧憬了一下八年后的美好幸福生活。

     “到21世纪，中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将昂首阔步迈入小康社会”，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这是政治课上常讲的一句话。想想当时的豪情，现在都心潮澎湃。那么，什么是小康生活呢？笔者以为，通俗点说，小康生活就是：吃穿不愁了，生活也开始讲究了；物质需求满足了，也开始追求幸福了。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我想，到2020年，我们都生活奔小康了，幸福应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吧？
     畅想未来，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去。过去的十年，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3.6倍，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从4.2%增长到了10.5%，GDP年均增长速度持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增速世界第一；人均GDP从不到1000美元增长到了5500美元；进出口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增长了10.1倍；公共财政收入增长了4.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增长了1.8倍；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16平米；就业人数增加了3200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了1.5亿。
     不管从经济总量上看，还是从人均收入增长上看，过去的十年，我们都实现了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整体上大家的收入提高了，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都得到了全面改善。对照过去的十年，如此发展下去，笔者丝毫不怀疑“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翻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经济上来了，小康社会就会水到渠成了吗？答案应该不是那么简单。我想，小康社会里，至少绝大部分人应该是过着“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根据南亚不丹王国国王的阐释，国民幸福应该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传统文化的保留、优良的政治和社会治理制度。比较之下发现，对于构建小康社会，除了经济总量增长之外，我们好像还差得很远。经济增长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我们以往“GDP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的“量”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而“有公平的经济增长”应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的题中要义。
     十年中，两极分化、腐败、环境污染，成了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大家批评最多的三大问题，也成了中国不稳定和不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敌人，而两极分化更是首当其冲。据有关研究测算，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达到3.22，而且这一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居民基尼系数更是已超过0.45的国际公认红色警戒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2007年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曾达4553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引发了老百姓的抱怨和不满情绪，而这正是幸福感缺失的表现。
     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一味否定成绩，不公平，也没有良心。可无视问题，不解决问题，就不能形成进一步的改革共识，前进就缺乏动力。而且，“不公”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两个非常“恶”的后果：一是消费难以提振，依赖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转变；二是经济资源会加速向权利或垄断行业集中，这将严重削弱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长中的“不公”可能会成为我们日后建成小康社会的“绊脚石”、“拦路虎”。
     对于“不公”的产生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双轨制，也就是说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充分不彻底造成的，笔者比较赞成这样的看法。改革开放初期，不同于东欧的休克疗法，我们实行的是双轨制，讲究改革中的“政府主导”，即一方面是给缺乏市场竞争实力的国有企业以必要的补贴和市场保护，另一方面对一些小而灵活的生活资料生产部门逐步开放，允许外资和民营经济进入。在“发展是第一生产力”、“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下，“政府主导”的双轨制势必会造成一些市场的扭曲：一是在政府的保护下，资金和土地等资源以低于市场的“管制价格”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二是权利缺乏有效硬约束，有些“猫”就与“权利”结合起来，划定垄断区域，不准别的“猫”到自己的领地里来抓“老鼠”。久而久之，差距就形成了。
     问题的解决之策呢？“限高、扩中、提低”，这一即将出台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总思路应该不会变，关键是如何落实。有人主张严格执行劳动法，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笔者以为，这不是根本之策。试想一下，与十年前相比，现在农民工工资大幅提高还出现民工荒。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工资近年大幅提升是劳动法强化的功劳呢？还是企业的老板突然良心发现了呢？当然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供需平衡的完全竞争市场。生产效率提升了，经济增长了，劳动力红利逐渐退去了，你不给我涨工资，我不干了啊。一句话，市场竞争才是决定收入分配的根本。
     因此，笔者以为，当前改革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好办法其实只有两个：一是政府要主动让利，要给企业真正减税减负；二是要打破垄断，继续推进经济市场化。首先，完全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只能获得均衡条件下的市场平均利润，不给企业减负，还要求企业给员工涨工资，企业只能关门倒闭了，就业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提高收入呢。其次，垄断行业的高薪并不是因为其对社会作出了更大贡献，而是因为他占据了稀缺的社会资源。金融、房地产、两桶油、电网……哪个行业是有高技术含量而确实理应获得超额利润回报的呢？靠“身份”就获得高收入，其合理性理应受到质疑，而打破垄断、放开竞争，不合理利润自然会被削平。
     过去的30年，我们已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成功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八大后，为了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大踏步走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有公平的经济增长”新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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