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史贵存）                                   

    除了两个“翻一番”计划备受瞩目以外，在这次的十八大报告中，政府也提出了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新改革目标。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在继续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应该是不再单单针对任何所有制形式，而是要更加致力于建设一个自由、公平的制度环境。在资源、人口红利消耗殆尽、资本的边际报酬逐步缩小的情况下，进一步挖掘制度红利（如保护私人产权、建设民主法治环境等），从“外延追赶式增长”转向“内生平衡式增长”，理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那么如何实现内生平衡式增长呢？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强调供给管理是个关键点。长期以来，受凯恩斯主义影响，我们习惯从需求端来拉动刺激经济，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却常常忽视从供给端来改善经济产出所需要的基本要素，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要知道，作为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核心，供给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根本的。而萨伊定律也认为，供给自动产生需求。可以说，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比翼齐飞——从供给上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从需求上规制经济发展方向。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有70%左右的贡献来自于资本投入下的固定资产的形成。在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充足的情况下，资本的大量投入确实能大幅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起飞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而且，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也伴随着很多隐患。例如，最近美国Zero hedge的研究显示，我国企业负债占GDP比例在2011年达到了130%，成为各国最高的企业杠杆比例。不仅如此，中国的信贷泡沫规模也已经名列世界第一。
    另外还要看到，以投资方式主导的经济增长需要充足的劳动力作为支撑。靠投资取得的经济增长中，有8%来自于劳动力投入，4%来自于人力资本（主要指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等）。而劳动力的充足情况，以及劳动人口的受教育情况，是和人口红利直接相关的。据专家测算，人口红利对1982-2000 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这令许多人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而事实上，我国经济高增长所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年龄段人口）从2010年开始负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负增长。而且，当年的人口抚养比（把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其他人口做分子）也由下降转为上升。这两项数据的根本性转折说明，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此外，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弱，“民工荒、用工难”等现象也预示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的出现，人力资源正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受生态要素和生产要素条件的制约（投资回报率的递减、人口红利的消失等），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趋于下降。有专家研究测算，我国GDP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从十一五时期的10.5%，下降到十二五的7.2%，十三五可能会进一步降到6.1%。这就好比一辆汽车，随着油箱燃料的消耗，必然要从高速挡调到低速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要维持经济的高速运行，就需要增加燃料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否则，如果还一味踩油门的话，一方面会加速燃料的消耗、加重运转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发动机崩溃，导致经济休克。
    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明确将经济增长率调低到7.5%，这是一个更接近当前经济自然增长水平的增长速度。这不仅会使就业更充分，而且对消除产能过剩、资产泡沫也有好处。不过，并不是说我们主动降速了就可以高枕无忧，提高潜在增长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人口总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14.62 亿，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8亿。不仅如此，到2015年，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数量，将小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数量。这意味着，如果激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不变，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不足以填补城市劳动力减少产生的缺口，劳动力短缺将成为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为了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关键，主要原因有四：第一，户籍制度改革能推动城市化进程，有效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农民在转换为市民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向城市输送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延长了这部分劳动人口的劳动年龄，提高了劳动参与率。
    第二，户籍制度改革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界限打破后，随着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之相匹配的资源要素也会自发从生产力较低的行业部门向生产力较高的行业部门转移。这样不仅能使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而且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户籍改革能释放农民的消费需求，大幅改善我国内需。通过户改、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可促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当农民也能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后，他们消费的后顾之忧随之消除。消费市民化有利于拓展国内消费市场，有效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高储蓄、低消费”的状况。
    第四，户籍制度改革能激发民营经济活力。随着户改的推行，民营经济“属地化”的状况会得到很大改善，区域发展会更加趋于平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也会促进企业间的市场化合作竞争，民企的技术水平、生产率水平也会显著提高。这都会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当前，民众对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十分迫切，在2015年之前，我们需要把握住这3-5年的时间窗口，分情况、分层次、分步骤地推进户改。否则，随着劳动力缺口的加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会再降一档。这样一来，不仅会加大经济“稳增长”的难度，城市化进程推进也会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