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改革红利”要从三方面破题

                                         (赵晓 史贵存)

    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副总理的一句话引起了海内外民众的共鸣。毫无疑问，改革是个好事。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对改革的共识正在模糊，对改革的感觉也变得既熟悉又陌生。当前我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改革全面进入以调整利益格局为重点的攻坚区、深水区，以改革促转型、促发展的潜力巨大。
    李克强副总理的“改革红利说”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并且进入了人口负债，这使得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然终结。中国经济从2011年最高14%以上的增长，到2012年已经回落到7%的增长，未来能否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增长，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展望未来，中国亟须重建增长的内在动力，而改革是关键。努力实现重要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将形成未来10年我国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因此，就有了“改革红利说”。
    与此同时，对于改革红利说，笔者有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改革红利”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应了这些年的“公平负债”。所谓公平负债，指的是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停步了，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了，由此带来公平的负债，需要以新改革来偿还。比如说国企改革，不仅没有进一步深入，反而出现了“国进民退”。社会改革也很大程度上因为“维稳”，或由于利益集团的纠葛而举步维艰。因此，“改革红利说”，既针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也针对公平负债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重建公平、正义，以及市场和民间的活力。
    目前来看，下一步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都存在体制上的漏洞与缺陷，体制上的缺陷只能导致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台机器的话，那么这台机器的运转阻力（成本）巨大，离顺畅、高效、节能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有老旧、僵化的危险。可以说，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弥补各领域体制上的缺陷，进而能够释放改革红利。笔者认为，下一步改革，急需从以下三方面破题。
    首先，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长期以来，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我国城市可通过各种“剪刀差”对农村进行掠夺，这直接导致了城乡的巨大差别。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意义重大，进而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力。来算一笔账，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均价约为944元/平米，而征地补偿标准，国家规定最高不超过所占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实际上只有26元/平米。这意味着农民在征地中所分配的收益比例只有2.7%，大概相当于农民六年的收入水平，征地补偿标准严重偏低。2011年，全国农民人均拥有耕地2.3亩，按照当前实际每平米最高26元的补偿标准，约等于人民币4万元。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如果能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让土地出让金中征地费用占比从目前的2.7%提高十倍到27%，就意味着农民人均耕地的价值会上升到40万元。这就会使得农民收入有明显改善，农民可以增加消费，也可以用这些资金，或者用土地抵押去扩大生产机会，中国经济的活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释放。
    其次，户籍改革是推进城镇化、释放经济潜能之关键。接下来的10年甚至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国的城镇化，而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需要户籍改革来释放。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处于30%－70%是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3%，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区间。此外，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而人口城镇化将释放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当前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1.6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城镇户籍来计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碍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虽然有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无法释放，而且人口迁徙特征也很明显。考虑到十年后我国的发展前景，人口城镇化率应不低于50%。也就是说，未来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率应为1.5%左右，但如果按当前年均增长1.2%来测算，10年后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仍只有47%，仍达不到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就急需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配合我国城镇化的推进。
    最后，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创造幸福和公义。在这次的十八大报告中，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备受瞩目。我们在强调收入倍增的同时，更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进而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收入分配改革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中，收入差距的60%来自于城乡差距。在农村，有49%的人口，人均纯收入不到7000元；而在城市，51%的人口收入已接近24000元。第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形成一个收入的“橄榄形”，解决城市“夹心层”居民的尴尬。第三，打破垄断，创造机会公平。导致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机会不均，这就需要通过国企改革等方式打破垄断，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保护私人财产不受掠夺。过去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八大之后，效率与公平应该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改革也应该围绕着公平、正义、机会均等来展开。
    就好像钟摆从来不可能只朝一边摆一样，改革也有类似经济周期的波动。过去十年，改革基本是左摆趋势，直至重庆出现“唱红打黑”这样极左的做法。十八大之后，从当前民众学者对于重启改革的呼声，以及社会各界的种种迹象来看，中国改革已经重新回热。而且可以预见，下一步的改革会更强调公平性、市场性和系统性，不再像以往那样“摸石头过河”。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美梦，一觉醒来，每个人手里都多了改革的红利。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史贵存 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