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陈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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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拐点已经来临，而人口红利的逆转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后大部分人的普遍观点。

　　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至2012年末，我国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

　　已有的诸多研究表明，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确实给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人口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30%；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估算中国GDP潜在增长及其源泉时也发现，在1995-2009年和2010－2015年间，就业增长对GDP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到10.5%和2.4%。展望未来十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已是不容回避的大趋势，人口红利消失拖累经济增长的担忧也就由此而起。

　　通常定义上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与老年抚养比率较低，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人口条件，包括劳动力资源丰富、高储蓄、高投资等有利经济增长局面。而“人口红利消失”当然就是指人口周期中总扶养比触底后回升，并伴随劳动力人口增量或总量的下降。2011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虽然我国2010年的总抚养比为34.2%，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少儿和老年抚养比都上升较快。再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下降，可以肯定的是，依据上面的定义，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是值得我们担忧呢？这牵扯到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即我们探讨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究竟是为了继续保持GDP数字上的经济增长，还是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涵义上的更深考虑。如果是为了前者，人口红利消失确实值得担忧。因为如果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受到限制，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单纯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子就不可持续。如果是为了后者，人口红利消失拐点的出现就大可不必过于担忧。

　　其一，目前仅是拐点的出现，并不是人口红利的完全消失，离人口负债的到来还有些时日，据估计我国的人口红利期还可以延至2030年左右。虽然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已经开始下降，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9.37亿，劳动力丰富仍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基本特征，“民工荒”反映的只是劳动力结构上的矛盾，而不是总量上的矛盾。

　　其二，人口红利消失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很好的倒逼机制。对廉价劳动 力的过份依赖容易使我们陷入“人口诅咒”，从而导致企业缺乏进行“创造性毁灭”活动的动力。富士康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逼迫下，富士康从2012年开始启动了“三年内造百万台机器人”的计划，而首批全自动化工厂也将在未来5至10年内投入运营。

　　其三，劳动人口的数量下降其实也为我们实施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政策操作空间。以前我们非常在意“保八”，无非就是为了保增长、保就业和保财政收入，而保就业就是保稳定。2010年的“四万亿”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两千万的农民工返乡潮。2012年的经济“破八”，以及南方诸多地区的主动“腾笼换鸟”，我们却没有感觉到大量农民工的失业压力。个中缘由，其实跟目前我们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尤其是年轻农民工数量大幅下降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对于产业转型，我们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其四，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回避人口老龄化这一客观历史必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为了简单统计学意义上的GDP增长数字目标。“人口红利”是否消失，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反而应该是劳动者的收入停滞不前。

　　更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讨论的“人口红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20世纪后半叶诸多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历史性变化的观察和分析，是一种经验基础上的总结。这种经验总结其实隐含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定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一样是潜在经济增长的简单和重要要素投入；二是假定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基本恒定。换句话说，上述定义中所说的“人口红利消失”指的就是纯劳动人口数量，或者说低成本劳动力的逐渐消失。

　　从现在看来，这一假定是有很大问题的。按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新理论，劳动力既包括“人”本身，还包括附着于“人”身上的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技能和知识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虽然少了，但人均产出可能会提高，从而总产出也可能会增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工业化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量”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和一大批懂管理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即劳动力的“质”也有了突飞猛进。这是美国、日本等国家在经历“人口红利”转变时所没有的特殊优势条件。试问一下，如果我们的产业适时转型，并能提供有利于人口流动、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是不是还能迎来新一轮的“人口红利”呢？因此可以说，中国第一次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基于经济转型和制度改革基础上的新型人口红利释放才更具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引用美国老年学学会原会长、老龄化经济学者詹姆斯﹒舒尔茨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吧。他指出：“目前，在有关‘人口变化的经济意义’评论中，大部分都只是片面依赖于劳动力供养比。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那些只考察供养比就报告坏消息的预言家们想象的那样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