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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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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种涨价与排队的媒体报道一再刺激着老百姓敏感的神经。房价跳涨，而“国五条”新政前的二手房交易大厅拥挤的人群却胜过春运。天然气价改的脚步未至，大爷大妈们就已经在银行门前排起了数百米长的“抢气”长队……如此现象，不胜枚举。转眼间，周围弥漫了焦躁不安的情绪。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人当前焦虑状况调查”结果亦显示，80.1%的人经常使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来表达心情；74.5%的受访者认为身边70%以上的人会不定期出现焦虑状况；88.9%的人赞同“全民焦虑症”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由此可见，焦虑已经成了当下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困境。
大家在焦虑什么？从经济学视角看，焦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背后的实质是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结果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或者虽然知道可能发生的多种事件和结果，但是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其发生的时间和概率。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和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人们觉得无章可循，或一时难以适应，从而产生一种对人生和未来生活前景的不踏实感。
简单来看，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分为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打破“大锅饭”，释放劳动者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下，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但同时也让劳动者失去了原有体制下的安全感。宏观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周期的起伏、微观企业的业绩好坏，甚至老板个人的偏好，都对个体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毕业即失业，对未来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大学生个人的焦虑，也增加了其背后整个家庭的焦虑。
此外，收入的不确定性还来源于工资的增长与CPI上涨的关系。当CPI高于工资上涨幅度时，我们的实际购买能力是下降的，因此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增加我们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感受，进而预防性动机增强，于是有钱不敢花。可当利率水平又跑不过CPI的时候，钱放在银行也是越来越贬值，手中的钱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普通民众消费或储蓄进退两难，焦虑不已。
而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多。楼市十年九调，房价屡调屡高，每一次政策的波动，都牵扯国人敏感的神经。普通的基层劳动者，现在买不起、以后可能更买不起的预期，使得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现实，居无定所或看不到头的房奴日子，怎能不焦虑？住的问题刚解决，孩子出生、幼儿园抢位、课外辅导、巨额择校费就接踵而来，使得家长无所适从。社会保障的范围虽一再扩展，但仍游离于社保系统之外的老人大有人在，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何安度晚年，就成了每一个老百姓的担忧。人民论坛焦虑度调查中，“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位居公众最焦虑的个人问题之首，现实中多少人因病返贫，因老累家，的确让民众对未来的生活看不清摸不透。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财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经济总量好不容易上去了，经济质量问题又来了。人毕竟是为“生活”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而活着。缺少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焦虑迷茫，幸福感自然会大打折扣。
“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焦灼不安，对未来缺乏乐观预期；缺少安全感、幸福感；阶层分化、固化、对立、仇视，人人自危。这些都会动摇社会和谐，因此，削平不确定性，乃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尝试：
第一，放慢步伐，从追求经济“量”的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质”的提高上来。“幸福经济学”奠基人伊斯特林的话一语中的：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幸福，但有了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有幸福。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大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项目有可能对当地环境和群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拼劳力、拼环境、拼资源，低消费、高消耗、恶劣环境带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都会助推民众的焦虑。
第二，政府要主动从与民争利的经济建设中退出来，改变目前的地方政府偏公司型治理结构。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要专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干自己该干的，并干好自己该干的。小政府才会导致大市场，而大政府必然导致小市场。信任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的首创精神，对市场保持一份敬畏。
第三，努力做好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全覆盖，着力平滑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政府应当想办法为公众提供合理预期，让公众感觉到有保障，开放公共决策的过程，鼓励公众参与决策。
实际上，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相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将能有效降低民众对未来就业、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预期。正视“全民焦虑”，以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舒缓、抚慰积压已久的焦虑情感，或许，全民焦虑症自然会逐渐消于无形。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娜,管理学博士）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人当前焦虑状况调查”结果亦显示，80.1%的人经常使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来表达心情；74.5%的受访者认为身边70%以上的人会不定期出现焦虑状况；88.9%的人赞同“全民焦虑症”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由此可见，焦虑已经成了当下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困境。
大家在焦虑什么？从经济学视角看，焦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背后的实质是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结果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或者虽然知道可能发生的多种事件和结果，但是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其发生的时间和概率。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和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人们觉得无章可循，或一时难以适应，从而产生一种对人生和未来生活前景的不踏实感。
简单来看，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分为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打破“大锅饭”，释放劳动者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下，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但同时也让劳动者失去了原有体制下的安全感。宏观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周期的起伏、微观企业的业绩好坏，甚至老板个人的偏好，都对个体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毕业即失业，对未来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大学生个人的焦虑，也增加了其背后整个家庭的焦虑。
此外，收入的不确定性还来源于工资的增长与CPI上涨的关系。当CPI高于工资上涨幅度时，我们的实际购买能力是下降的，因此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增加我们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感受，进而预防性动机增强，于是有钱不敢花。可当利率水平又跑不过CPI的时候，钱放在银行也是越来越贬值，手中的钱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普通民众消费或储蓄进退两难，焦虑不已。
而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多。楼市十年九调，房价屡调屡高，每一次政策的波动，都牵扯国人敏感的神经。普通的基层劳动者，现在买不起、以后可能更买不起的预期，使得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现实，居无定所或看不到头的房奴日子，怎能不焦虑？住的问题刚解决，孩子出生、幼儿园抢位、课外辅导、巨额择校费就接踵而来，使得家长无所适从。社会保障的范围虽一再扩展，但仍游离于社保系统之外的老人大有人在，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何安度晚年，就成了每一个老百姓的担忧。人民论坛焦虑度调查中，“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位居公众最焦虑的个人问题之首，现实中多少人因病返贫，因老累家，的确让民众对未来的生活看不清摸不透。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财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经济总量好不容易上去了，经济质量问题又来了。人毕竟是为“生活”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而活着。缺少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焦虑迷茫，幸福感自然会大打折扣。
“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焦灼不安，对未来缺乏乐观预期；缺少安全感、幸福感；阶层分化、固化、对立、仇视，人人自危。这些都会动摇社会和谐，因此，削平不确定性，乃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尝试：
第一，放慢步伐，从追求经济“量”的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质”的提高上来。“幸福经济学”奠基人伊斯特林的话一语中的：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幸福，但有了经济增长也不一定有幸福。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大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项目有可能对当地环境和群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拼劳力、拼环境、拼资源，低消费、高消耗、恶劣环境带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都会助推民众的焦虑。
第二，政府要主动从与民争利的经济建设中退出来，改变目前的地方政府偏公司型治理结构。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要专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干自己该干的，并干好自己该干的。小政府才会导致大市场，而大政府必然导致小市场。信任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的首创精神，对市场保持一份敬畏。
第三，努力做好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全覆盖，着力平滑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政府应当想办法为公众提供合理预期，让公众感觉到有保障，开放公共决策的过程，鼓励公众参与决策。
实际上，近年来，政府已经开始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相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将能有效降低民众对未来就业、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预期。正视“全民焦虑”，以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舒缓、抚慰积压已久的焦虑情感，或许，全民焦虑症自然会逐渐消于无形。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娜,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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