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岳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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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美国国会开始设定联邦债务上限以限定政府的借债权限以来，美国债务触及上限的问题就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魅影：1940年以来债务上限被调高九十余次，平均每九个月便提高一次。

美国设立债务上限意味着两党在每年的财政资金使用和赤字额度上都可以进行谈判，这使得债务上限问题逐步演变成了两党互相掣肘对方的筹码，尤其是在参、众两院分属不同党派时，这种博弈会更为激烈，美债危机更多地成为了两党的政治秀场。

近期美国在这个“秀场”上再次让市场捏了把汗。美东时间10月16日，参众两院终投票通过了结束政府关门和提高债务上限法案。法案主要内容为政府将正常运作至2014年1月15日，以及提高债务上限至2014年2月7日。美国政府在经历了16天的政府关门状态后，再一次如市场预期在最后时刻化解了债务违约危机。

美国政府近些年持续挣扎于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中，这不仅凸显了自身偿债能力的下降，也令主权信用受到质疑。2011年债务触顶就引发了标普调降美国信用评级，本次惠誉又将美国划入了负面观察名单。虽然从近期美国经济数据看，总体仍呈现出温和复苏，但美国政府关门仍将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根据美国权威机构的分析，本次历时两周的政府关门会造成约2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四季度GDP将因此被下调0.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关于政府停摆的一系列问题将继续逐渐暴露，事实上，近期居民部门的消费信心已经持续开始回落，企业部门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滑。

不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相对国内的影响而言，美债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干扰、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可能要更为严重。尤其对于外汇储备已接近3.7万亿，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元资产的中国来说，美债问题的严重性将愈加明显。

首先，中国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外汇资产缩水，美债评级的下调将使得美元资产的估值有所下跌；其次，美国债务问题将对其自身经济增长产生拖累，并使得美元走软，在中国“双顺差”格局逐步扭转的大背景下，将加速贸易顺差的缩小；再次，美债危机可能会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后，美元如果走软，则国际资本将再度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干扰货币政策独立性。

中国在应对方面，对外汇储备的合理性应该有所思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加快外汇管理体制的转变。此外，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也是重中之重。在10月16日央行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就强调，近期在外汇大幅流入的情况下，货币信贷扩张的压力仍然较大。随后公布的9月外汇占款骤增至1264亿元，为近五个月来最高，显示资金流入再度增加。面对此种情况，央行近期连续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即为灵活应对之举。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经济并未因美国债务风险而遭受较大冲击，原因在于美国自身仍具有很强的国家信用，美债的安全性相对来说仍然很高。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疲弱之势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改革都是后危机时代的必由之路，这既是机遇亦是挑战。中国最重要的就是练好内功，“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最后，本次美债危机在解决的同时仍给市场留下了三个悬念：第一，今年12月13日前参众两院能否就财政协议达成共识；第二，明年1月15日，届时政府能否延长支出权限以避免再次关停；第三，提高债务上限再次到期后，美债是否出现违约风险。笔者认为，政府明年1月再次关停的风险较低，但债务上限在最后期限迫近前仍可能不会调高。这是因为参、众两院的政治分歧仍无法弥合，而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法案仍会成为其中的重点博弈对象。

从现在到明年2月7日之间，财政部将不得不通过“特别措施”筹措资金以延长债务上限来临的最后期限，这一期限很可能在明年3月来临，届时又将是一番“艰苦卓绝”的谈判，但不论谈判的过程如何惊心动魄，最终美债违约的可能性依然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