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并称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这三所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信用评级就无法进入国际债券市场，无论是市场投资者、发债者，还是监管者，都存在对三大评级机构不同程度的依赖，可以说，三大机构的评级高低将直接影响受评国家或企业的融资成本。在某个重要关头，三大机构的评级甚至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纽约时报》一位作家就曾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炮弹来炸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去摧毁一个国家。”
    在国际市场，企业的信用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是上市公司，那么你在赢得市场信任上会有明显的优势。去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拜访过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其间我请教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有一些阻挠，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就认为，华为从事的是敏感性行业，但华为并非公众公司，其信息很多是不公开的，而美国政府有理由担心：如果中国政府对华为提出某些要求，华为能够拒绝吗？正是因为对华为的不信任（其实在我们看来也许完全是美国人的偏见），使得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出现更多阻力。同样，万达或者其他中国企业更要打开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也势必需要得到国际的信任，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成为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而为此必须要先做到的一件事就是进行信用评级。
    对于标普和惠誉来说，如果信用级别大于等于BBB-，其债券可算作投资级；否则，就是不可靠债券，乃至垃圾债券。对于穆迪来说，如果信用级别大于等于Baa3，其债券可算作投资级，否则，就是不可靠债券，乃至垃圾债券。据此标准，万达不仅是投资级，而且是较高的投资级企业，再往上就相当于是主权信用的A级别了。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目前万达所获得的三大国际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是最高级别，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如果说中国已逐渐进入到资本输出时代的话，那么以万达为代表的中国一批民营企业绝对可以证明自己是有真正的实力可以进入国际市场的，这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反证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信用就是实力，以及未来的成长前景。在这个世界上，谁的信用最高？理论上当然应该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公司。但事实上，即便是主权国家，信用评级也不见得太高。例如，朝鲜、伊朗、苏丹等不少国家根本就没有信用评级；而诸如瑞士、瑞典、新加坡这样荣获AAA评级的国家固然非常让人艳羡，但在地球上却是寥寥无几，即便仍然位居全球第一富国和强国的美国，也因为金融海啸一不小心从AAA的评级中掉了下来；总体而言，这个世界上低于BBB的国家可谓比比皆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堪称世界奇迹，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在2003年底之前一度维持了10年不变的BBB级，直到2005年之后才得到一定调升。然而，今年4月，穆迪确认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Aa3不变，但将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而在4月9日，惠誉亦宣布调降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穆迪和惠誉的理由是：担心中国地方债务上升、土地财政依赖以及影子银行的负面影响。
    穆迪和惠誉担心的背后也反映出最近一年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大潮。过去国际上唱衰中国曾几起几落，但这一轮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经济从某种角度上讲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在国际层面，美元回流可能造成的周期性风险值得中国经济警惕。尽管目前美国没有马上收紧货币政策，但普遍预计，这只是时间问题，2013年始，一轮长达6年的美元指数的上升很可能已经悄然启动，美元回流的大的周期将给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亚洲市场造成冲击，有人甚至估计亚洲的楼市可能腰斩一半。中国经济特别是泡沫高悬的楼市会怎样？无疑需要我们警惕。
    在国内层面，我们也正面临着结构型风险和制度型风险。结构型风险是指中国经济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地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宏观经济的投入产出效果的逆转。过去我们投1块钱可能赢得3块钱的增长，现在我们投更多的钱进去，却无法实现同样的经济增长。中国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整体上甚至已经不敌银行的贷款利率，面临技术上破产的困境。制度型风险则是指中国制度面临全面转型的压力，由此引发社会震荡以及人心不稳进而出现移民浪潮等风险。
    上述三大风险的确存在，中国需要直面这些已经存在或者将会发生的风险，特别是防范三大风险的叠加，但又没有必要据此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还要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其一，中国拥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成为中国可以抵抗国际金融风险的强大依托，可以说，国际投机资本要进攻今天的中国，不仅要有通道和手段，更要有非凡的实力，这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其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阶段，可以说经济发展阶段仍然相对处于“年轻态”，经济增长速度即便从超高速和高速向下调整，也仍然会以中速或中高速运行，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增长优势实际上仍然明显，抵抗经济失速的能力也较强。其三，中国改革具有“倒逼”的特点，这意味着风险也可能会变成机遇，经济的下滑反有利于激发改革的活力出来，如此，中国经济就有新的希望。
    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哪里？就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万达就是中国优秀民营企业的一个代表，当中国房地产兴盛时，万达选择的是房地产中的顶级发展形态：综合体；当中国房地产已现泡沫风险时，万达已华丽转身，开始转型为一家国际级文化、娱乐产业集团；当中国国内经济出现疲态时，万达已率先进入全球产业布局。可以说，每一步，万达都顺应了市场变化，走在行业之先。
    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握经济发展大势、果断加大改革力度，给民营企业释放更大发展空间。过去中国民营企业具有三大低成本优势：低工资成本、低人权成本和低生态成本；与此同时，却也面临三大高成本劣势：高政务成本、高金融成本、高土地成本。过去几年，民营企业的三大低成本优势越来越不复存在，特别是工资成本连续5年年均增长近20%，但三大高成本压力却不见减轻，反而越来越沉重，这使得中国民营企业陷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空前的困境。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就在于通过土地改革、政府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来降低这三大高成本，给中国民营企业以活路，同时也给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出路。
    中国民营企业向来有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滋润的草根活力，同时这些年又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启动新一轮的改革，为民营企业减负，那么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仍有希望，而像万达这样的优秀民营企业则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给美国、马来西亚等海外投资者上课时，我曾经力荐他们购买万科的公司债。原因在于，万科虽然是中国的顶级优秀企业，但海外市场并不了解，所以其评级和估价都是偏低的，购买万科实在是占便宜的事。现在，万达来了，而在万科和万达的身后，还有像阿里巴巴这样非常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这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实在是一波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