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陈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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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季度GDP增长数据为7.4%，增速创六个季度以来的新低。此数据虽略高于早前市场预期，统计局亦将此解读为“经济开局平稳，总体良好”，但面对一季度全面下滑的各项经济数据，以及3月份用电量和货运量的同比增幅回落，中国经济增长日趋疲软已是不争的事实。

刺激，还是不刺激？强刺激，还是微刺激？每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时，如何“稳增长”的争议就会再次热闹起来。2009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亦是如此。笔者以为，之所以老是纠结，老是出现争议，缘于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表象和实质认识还存在分歧。

以一季度为例，经济增长再创新低的表象是内需和外需不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出口受阻。2014年一季度，我国出口4913亿美元，同比下降3.4%，为近5年来的最低；其二，消费不振。由于中央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居民收入的增长减速，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趋冷，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仅12.0%，为10年来的新低；其三，投资需求下滑。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7.6%，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5.2%，更是13年来的新低。

内需和外需表现如此低迷，经济宏观表现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中国需求不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根据以往经验，中国需求不振往往是受外部环境所累，一般会出现“出口增速下滑”与“居民消费需求稳步上升”的并存局面。但这次情形好像有所不同，外需与内需双双下滑，这是很少见的。这说明，需求不足的背后机制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继续从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恐怕会有问题。

研究之后会发现，以往的经济放缓是外生性的，是外部环境恶化导致的。其下滑原因可以从需求侧来理解，即我们的生产本身没有问题，产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是有竞争力的，只是产品需求暂时不足，等外部经济复苏或国内需求上新台阶，经济就会自动恢复增长。而当前的经济放缓是内生性的，是由中国经济结构扭曲导致的。这就需要从供给侧来理解，即我们现有的生产模式出问题了。我们用老办法生产的产品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了，国内市场饱和了，销路受阻了，产能过剩了。没有了生产，自然就没有了收入，没有了收入，当然居民消费也上不去，于是就出现了内需和外需的双向疲软。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一季度的出口数据中得到验证。与前几年相比，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2014年的经济表现已明显好转。第一，美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后，复苏势头强劲，2014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3%；第二，欧洲经济体也开始触底反弹，经济增长的早期征兆已经显现；第三，日本经济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也开始取得2-3%的经济增长。按理来说，三大主要经济体的全面复苏对我国的出口应该是一大利好，可为什么一季度出口增速度反而创5年来新低呢？刨去去年一季度较高的基数原因外，高人力成本、高金融成本和高土地成本压力下的中国产品已无力与东南亚等国家竞争才是最主要原因。

所以，对中国而言，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就是成为唯一选择，但这一个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不是三五年就可以解决的。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在这种时期，如果想要“保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加杠杆”，以流动性来驱动投资需求，这也正是前些年我们采取的做法。

但目前看来，这种做法已不可行。一是再多的货币供给恐怕也难以传达到实体经济。存量债务的“以新还旧”，以及地方政府无约束的扩张冲动会毫不犹豫地吞噬新增流动性，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大打折扣；二是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允许债务杠杆的继续攀升会带来更严重的经济后果。按照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刘煜辉的测算，2012-2013年每年债务率上升都在1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按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到2016年非金融部门的债务率就会到达GDP的250%，这是全世界仅次于日本的债务水平。

加杠杆不可行，剩下的就是维持现有杠杆不变，或者主动减杠杆。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性极强，不管采取后面两种手段的哪种手段，经济增速放缓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当前“稳增长”，政府的办法其实是不多的，能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只要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还是第一点都属于合理区间”。

由此判断，为了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持续的“微刺激”就是不二选择。具体来说，后续的政策储备大致有以下五个：一是在年度预算框架下，加快财政支出的进度。比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棚户区改造的财政支出力度等；二是加快计划内的项目审批速度。比如加快铁路建设、城市地铁建设等；三是在人民币贬值的基础上，加大出口退税扶持力度以稳定出口。比如扩大出口退税范围、对加工贸易目录进行适当调整等；四是实行更加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比如下降准备金率0.5-1个百分点，灵活使用再贷款、再贴现、SLO、SLF等定向调节工具；五是依据“差别化和分类指导”的原则，放松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比如下调首付比例、取消限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