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陈金保）

近日，包括《华夏时报》在内的多个媒体连续刊发评论文章，讨论的主题是，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谁能替代房地产” ？文章大意为：房地产投资放缓，加上工业产能过剩导致的工业投资放缓是拖累当前GDP增速的最重要原因。由此，当前困扰政府的“稳增长”复杂问题就可以转化为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谁能替代房地产”？

文章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稳增长”，消费和出口基本靠不住，因为出口是靠天吃饭(依赖外部环境改善)，消费短期内难以见效(消费依赖收入提升)，唯一可靠的还是投资，只是不能再依靠房地产投资和工业投资，而是要依靠政府主导下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城中村、棚户区的改造投资。可以看到，这恰好也是目前中国“微刺激”的关注点和着力方向。

上述观点折射了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困境，即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未来持续增长必须摆脱投资依赖症，但琢磨来琢磨去，好像离开投资也想不到别的什么好办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非要弄个什么来“替代房地产”，说明我们还是没有跳出“增量”的怪圈。

谈到宏观经济问题，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公式是“GDP=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个公式是从需求的角度按照支出法来计算地区生产总值的，GDP的增长由三大需求的此消彼长的增长组合决定，即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也称贡献率）是三者当年的增量分别占GDP总增量的比重。这就是经济增长 “增量”思维的理论基础，前面提到的文章也正是根据这个公式分析推导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公式的成立有两个前提：一是公式中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指的都是当期值，而不管当期值对今后产出值的影响；二是生产效率恒定不变，即产出只决定于资本存量，而与资本存量的使用效率无关。

如果从短期来看，有没有上述两个前提条件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拉长周期来看，那就很不一样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物资资本存量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个很重要的变量，其内涵包括纯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效率的提升和管理方法改进带来的产出效率的提升。也就是说，从中长期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新投资的“增”，还取决于存量资本的“用”。

回过头来看中国当前经济，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历经济的中周期和长周期的顶部叠加。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红利正在顶部。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人口比2011年减少345万，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正在经历拐点。二是债务冲顶已是业界和学界共识。有研究测算，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从2000年的40%左右一路飙升到现在的60%以上。要知道，60%多的杠杆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的。6月15日标准普尔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企业借款14.2万亿美元，超过了13.1万亿美元的美国企业，负债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目前在全球企业中表现最差。三是产能过剩严重，特别是传统重工业的去产能之路还很漫长。四是投资率可能也已见顶。有研究测算，2013年中国投资率可能已经达到了52%，追赶型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最高也就达到过40%(比如1990年的日本、1998年的韩国)，中国过去十几年20%以上的投资增长率注定不可持续。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还要靠“增量”来拉动经济增长，只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非市场主导下的投资会导致投资效率持续下降，缺乏自生能力的投资项目最终只能造就僵尸企业；二是不断货币放水会加大债务风险。大家都知道，企业加杠杆是有“天花板”的，杠杆见顶之后，现金流很可能就不能覆盖利息支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恶化。到那天，整个经济就会被动去杠杆，谁也救不了。而被动去杠杆的实质就是经济崩盘和经济危机，这也是国外众多机构屡次唱空中国经济的背后逻辑。

过去，我们一讲到刺激经济增长，想到的就是增加投资、投放货币，这些都是“增量”思维，是凯恩斯主义救市思路。中国经济的短线问题是依靠“微刺激”来摆脱经济硬着陆的预期，以时间换空间，以增长促改革。但中国经济真正的挑战是中期问题，这靠弄个东西来“替代房地产”是解决不了的。

因此，相比于找个东西来“替代房地产”，倒不如下定决心进行“存量”改革。“存量”改革的可行路径有以下几个：第一，建立以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资源配置框架，让僵尸企业该倒闭的倒闭，该重组的重组，加速传统制造业的去产能过程，盘活存量资产。第二，开放民间资本进入领域，扩大民间资本话语权，让资本利润率来决定投资方向，以提高增量投资的效率。第三，加速推进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同时建立适当的金融风险隔离墙，将信用加速导向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向，形成长期有效供给，并在短期内对冲过剩部门和高负债部门投资和产出萎缩的冲击。第四，强化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盘活财政存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