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空中国经济的风声又起。先是有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其季度宏观展望报告中再次看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预言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减缓。接着有许多国外金融机构开始附和穆迪公司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失去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真实增长乏力的局面恐将很快到来，甚至有机构认为中国经济迟早将遭遇“黑天鹅”事件。

近段时期我在国外讲学时，亦发现时常有人质疑中国的未来增长前景。对此，我是极不赞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笔者曾撰文指出，要“以最坏的预期微笑看待中国经济”。也就是说，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掉以轻心，更应当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转型阶段，前期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红利已基本释放完毕，社会长期积累的“公平负债”使得经济持续增长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新一届政府领导多次表示，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不会出现硬着陆的状况。政府高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源于何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

首先，天量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拥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中国现在有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分之一。发展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和“哈罗德-多玛模型”都认为外汇储备是促进债权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就我国而言，未来经济一旦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天量的外汇储备就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总供求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均衡，进而可以弥补因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国内资金缺口、政府预算不足等问题，或者可以通过“增量注入”的方式支持薄弱环节发展；二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可以干预外汇市场，从容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稳定人民币汇率乃至整个国内金融秩序；三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可以有效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缓和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外部冲击，有利于减少因采取紧急措施而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新型城镇化可以释放巨大内需潜力，这有利于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顺利转型。2013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53.7%，仅相当于日本70年代的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70%左右的城镇化率水平还相差较远。差距也是动力，这充分表明我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和发展潜力。城镇化对扩大内需有两方面的积极影响：第一，农民工市民化后，消费习惯的改变可以创造更多有效的消费需求。据测算，农民变市民，消费潜力将增长3倍；第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所形成对住房、公共服务等基础产品的需求，可拉动对于房地产、公共交通等的投资。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显示，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1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率每增加1%便可拉动投资增长3.7%。进一步换算，如果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能达到60%，那么每年大约2000万人口的市民化在未来几年拉动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将达到25万亿，仅凭城镇化红利就可拉动经济增长3至6个百分点。

最后，倒逼之下的全方位改革所打造的制度平台将释放新一轮发展潜力。“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按照经济学术语，就是“制度变迁红利”。建国后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制度转变：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表现为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变；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推进的改革开放，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两次改革都释放了大量的红利，带来了经济增长，如今我们正在进行第三次改革，即“十二五”开始系统推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未来的5-10年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其中有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如果能够在改革顶层设计中妥善解决改革的思想阻力与利益阻力，并且形成切实有效的制度平台，我国的“第三次改革”将有望破除人口红利、出口红利、土地红利的发展瓶颈，产生新一轮的发展潜力。

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质疑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按照他国的历史发展经验来判断中国。笔者以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中有很多特殊性，不应照搬西方的标准来判定。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国经济有风险，但没那么可怕。”天量的外汇储备、尚可推进的城镇化、刚刚启动的新一轮改革红利，这些都有利于化解中国经济成长的各种烦恼。综合来看，中国经济仍有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潜力和条件，关键的是，我们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