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滕启尊）

公安部的“猎狐行动”收网在即，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一则警方劝返和缉捕海外贪官的专题报道。报道中两名贪官逃亡10年后自首归案，疑犯自述称，飘荡2年后，在南非办了工作居留，花费100多万美元买了别墅，虽然每天花天酒地,但总是感觉不到幸福，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有时觉得生不如死。

这些人之所以感觉不到幸福，是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从头到尾给自己算了一笔糊涂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教授曾经给幸福列出过一个方程式，即：个人幸福=物质效用/消费欲望。其中效用是指人们通过消费物质或者劳务而获得的满足程度，欲望是指一种缺乏的感觉和求得满足的愿望。通过这个方程式可以看出，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

当欲望不变时，人们的物质效用越高幸福感就越高，但财富不等同于效用。根据幸福方程式，所谓幸福就是要获得更多的效用，进而缩小与欲望的差距。因为效用需要通过消费或劳务来满足，所以经济学家通常将财富或收入作为效用的简单测量工具，财富或者收入便成了幸福的象征。这样理解有它的合理之处，有句俗话说的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没钱就无法获得物质效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但是在这句俗语之前还有一句话就是，“钱不一定是万能的”。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就是，有钱并不一定能获得相应效用或者幸福的增加。首先效用是一种主观心理过程，而财富仅仅为心理体验带来了部分刺激。日常生活中，财富既不能每时每刻令人获得快乐体验，更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心理感受，如健康、婚姻等。其次，财富带来的效用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即人们从消费物品和劳务过程中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幸福感便不再强烈。这正是经济学中的伊斯特林悖论：收入与幸福关系复杂，高收入阶段，两者几乎没有相关性。

贪官们虽然财富膨胀，但是没法带来幸福，因为一方面贪官的财富早已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阶段，自然不能从财富增值中获得更多乐趣；另一方面将贪污来的钱堆砌在家中或者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不用来消费，钱不花就等于不是钱。直到有一天被公安机关查处，这些财富成为判刑定罪的砝码，它带来的不仅不是正效用，反而会是负效用。

另一方面，当物质效用不变时，人们的消费欲望越大幸福感就会越低。在幸福方程式中欲望是作为分母的，它的变动较为宽广。当欲望不断地扩张时，用数学语言说就是欲望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即便效用很大，幸福也趋近于零，也就是说具有无限欲望的人是很难有幸福的。欲望是幸福的敌人，知足者常乐。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贪官的月收入是5万元，他的需求是这个月买块劳力士的表，价格是20万，那么套用幸福方程式，他的幸福值只有0.4；假设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是5000元，他的需求是这个月买块卡西欧，价格是1000元，他的幸福感就是5。如此一来，一名普通工人的幸福感就远远高于一个贪官，所以说，欲望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正如一名贪官在忏悔录里写到的：“总以为有了香车美女以后就会幸福，但是往往有了他们以后我又会贪恋更名贵的轿车和更年轻的姑娘，回头想想都是虚幻的，我现在认为本本分分工作、安安稳稳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

经济学理论认为，无论在什么领域，无论什么样的产品，只要以获取经济活动为目的，就会考虑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收益为负时，生产就会停止，收益等于成本时是生产持续的底线。贪官腐败也是有成本的，害怕某天东窗事发，往往茶饭不思；为避免授人以柄，不得不趋炎附势；为讨好上级领导，成天溜须拍马；被抓后，他们更要忍受别人的鄙夷和给家庭带来的不幸……。贪官们要承受物质成本（目前薪金收入+福利收入+闲暇价格）、精神成本（社会舆论+领导信任度+群众美誉度）、未来成本（受罚程度+未来晋升机会+家庭幸福）等一系列无限的成本，而收益呢，仅仅是有限的财富。用无法估量的成本去换取有限的财富，在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贪官们显然算了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