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陈金保）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12月12日下发通知，宣布再次上调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的消费税。在半个月之内，成品油消费税就连续上调两次，如此做法确实出乎市场的意料，即使在中国税改史上也尚属首次。因此，其背后折射的政策意图尤为值得关注。

按照官方的解释，当前恰逢油价“十连跌”窗口期，适当提高成品油消费税是“正当其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可以发挥“寓禁于征”的作用，合理引导生产和消费需求，充分利用价格杠杆作用促进石油资源节约利用，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二是有利于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利用税收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升级；三是可以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等方面，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应该说，通过税收杠杆作用来抑制成品油的消费,减少原油的进口,是符合我国产业调整方向的。同时，改革措施强化了消费税引导生产和消费的功能,有助于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中把调整消费税列为完善税收制度的任务之一,提出“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此次调高成品油税率就是消费税改革的既定步骤。

但是，笔者以为，上述的官方解释可能还不太够。因为从目前的调整幅度看，提高汽油消费税对居民消费习惯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以北京为例，消费税两次上调后92号汽油的价格为6.63元/升，跟最高位近8元/升的价格相比还是下降了不少，难道说8元/升的时候都开车，到6.63元/升的时候反而会由于上调了消费税就不开车了吗？当然不会的。对一般有车民众而言，汽油的消费刚性还是比较大的，不太会因为汽油价格的小幅上下波动而改变自己的出行行为。以普通小轿车每百公里耗油8.5升，年平均行程1.2万公里计算，最近两次成品油消费税提高，一辆车一年增加的税负支出也就是400多元，每个月增加30多元钱，一般人绝不会由于一个月增加了30多元的支出而放弃开车的。

其实，消费税既然是一种“税”，它的最主要功能还是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是由于消费税的特殊性，它在筹集收入的同时，还兼具有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的功能，也就是“良税”的成分要重一些。比如，引导和限制某些消费行为、调节财富分配、调节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的经济外部性等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为应对危机、控制财政赤字，纷纷采取增税措施，其中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消费税税率就是重要选择。比如，匈牙利从2009年1月1日起，将煤炭纳入能源税征收范围；澳大利亚从2009年7月1日起，扩大啤酒和葡萄酒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希腊2010年3月为削减财政赤字对特定类型的产品开征奢侈品税。如此种种增税措施，其实看重的都是消费税的筹资功能。

当然，在中国也不会例外。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税收收入罕见地跌入个位数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生需求和经济“稳增长”的需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在支出压力的逼迫下，中国既定的“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难免就会陷入“增多减少”的尴尬境地。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按理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品移出征税范围，比如普通化妆品、普通酒等等；二是把部分严重污染、大量消耗资源能源产品和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但现实的情况是，减税的项目迟迟没有出来，增税的措施已经连续出台。以此次消费税上调为例，汽油每升上调0.4元，柴油每升上调0.3元，2014年全国汽油表观消费量大约为1亿吨，柴油表观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以此计算，一年消费税大概能增收1200亿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然，官方的解释是增加的消费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新增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增加治理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资金，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还有一部分用于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既然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而不是“专款专用”，那么，这些纳税人的钱能否用得好，是不是达到了预期效果和目标，恐怕谁也难以说清楚。

笔者以为，在中央级次收入中，消费税已经成为继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之后的第四大税种，强调消费税的筹资功能，没有必要回避，更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在此次的官方解释和媒体报道中，之所以不怎么提及消费税上调的“筹集财政收入” 功能，应该是有意回避增税对民众的刺“痛”感，以利于保证税改的顺利进行。

但无论如何，半个月内连续两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而且调增的幅度达到了40%，这牵扯到广大车主和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突击”做法和“频繁”调整，确实值得商榷。对于消费税的下一步改革方向，特别是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是否与国际油价实行联动，国家应当从整体战略的角度多加考虑，并且在调整时要多征求公众意见，并进行充分解释。一句话，成品油消费税的调整决策过程应该做得更透明些、更坦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