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2015年一季度，GDP增长7%，为六年来最低，货运量、粗钢产量、发电量等重要实物指数甚至跌入负增长。有人高歌当前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也有人判断当前经济实际上是“二次探底”，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则在最近的一个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警告：中国经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于50%！这一警告引发了网络转发热潮，真话的力量无从抗拒！ 

谁来救中国经济：楼市、股市还是其他？2008年时，笔者曾最早提出 “买房就是爱国”的政策动议，被政府所采纳但也招来批评无数。不可否定的是，在那一轮经济急剧下滑的势头中，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起死回居功至伟。 

在当前经济下滑中，房地产还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时过境迁，中国房地产的供需局面已经发生了历史转折性的变化，严重供不应求的楼市已走向供大于求。那么房地产是否已经对中国经济已无足轻重、无可作为？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在对于中国房地产大的形势判断上，笔者并不认同当前普遍认为楼市已绝对过剩、因此只有崩溃一途的主流观点。中国住房的实物销售量仍是天文数字，表明刚需依然强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越过50%，潜在需求无疑巨大。笔者以为，中国住房市场的真正问题在于，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先富人群”对住房的拉动浪潮之后，“未富人群”的拉动浪潮青黄不接，进而才出现了一方面住房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楼盘过剩的类似于当年资本主义国家牛奶相对过剩，不得不倒入太平洋的情形。据调查，中国“先富人群”平均拥有住房6－7套，但“未富人群”如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其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工买房的房价收入比竟高达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也在10年。很显然，这些“未富人群”总体上都需要住房却买不起房。如果他们都能买得起房子，中国的住房还会过剩吗？

 如何在当前适时启动并升温房地产市场，在中长期则要想方设法，使得“未富人群”转变成“共富人群”，进而成为中国房地产下一波的消费主力，引领中国新型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是房地产业能够继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再来看一下当前的楼市。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不留神，房地产政策导向已悄然回到了2008年的救市时刻。比如，买房不限购，甚至还有财政补贴；首套住房利率打7折，首付降至3成甚至更低；对结清购房贷款的家庭购买改善型二套住房执行首套房贷政策；降低住房公积金放贷门槛，提高贷款限额；营业税免征年限由5年改为2年等等。虽然这一轮无人再斗胆敢提“买房就是爱国”，但政策背后的实质还是通过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放松来鼓励民众买房，从而稳定住房消费。

 楼市调控松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房地产市场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形下，此时将行政性调控手段回归到市场化运行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二是政府希望以“稳楼市”来“稳增长”。一方面，房地产调控手段的市场化为未来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以“稳楼市”来“稳增长”也是政府无奈的选择。 

“稳增长”才能“稳就业”，这自不必说。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前文已经谈到的，当前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严峻挑战是必须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目标就是要保证中国经济6-7%的持续中高速增长，进而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赢取时间和空间，而这时间段也就是5-7年，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背后意义所在。 

世界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能保持经济活力，日本当前如此，中国未来也必如此。长期僵硬的计生政策令中国提前十年进入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可谓在背后捅了中国经济一刀。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30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均GDP超过16000美元时才告别高速增长。而现在我们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如果经济增速马上快速减档，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就会增大，因为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说，中国梦能否变为现实，未来几年很关键，而“稳增长”是其中的头等大事。对于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性，李克强总理其实已多次强调过，最近急赴东北和福建的经济“督战”更是佐证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衔接期”，在衔接转换的过程中，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和外部需求不振相互叠加时，用政策刺激兜底，同时以战略突围是关键所在。货币开闸、投资升温、楼市放水、股市狂升等作为政策刺激的力量，为的正是宏观兜底的缘故。

 在这一更加复杂、全面的政策组合中，房地产业当然不可缺位，必须继续发挥投资和提振内需的力量。住建部公积金监管司司长张其光日前撰文称，“房地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房地产化’短期内难以扭转”。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大概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0%还强。2015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仅增长8.5%，创近10年来新低，如果再考虑房地产投资带动的间接需求，房地产投资下滑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确实不容小觑。今年一季度，海南经济增速为仅4.7%，同比下降了2.6个百分点，差点垫底（比山西高点），就是由于房地产投资拖了后腿。

 总体来看，今年楼市的宽松政策主要还是由鼓励一套房刚需拓展到二套改善型需求，无论是房贷政策还是税收政策的调整，都是为改善型需求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坚持“稳定住房消费需求”的大方向还没有改变。但是，笔者以为，这并不代表鼓励投资性住房需求的事情不能做，具体做不做，那要视经济未来的走势而定，如果未来2-3月中国经济的宏观层面还继续承压，则楼市宽松政策必将进一步宽松化。

 首先是继续释放流动性。市场普遍预计我国已经进入了降息降准周期，年内估计还会有2-3次降息，1-2次降准。不管是定向还是不定向，降息降准对楼市回暖都是利好。但是，首套房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已经不大，因为银行在利差的约束下动力已显不足。目前贷款基准利率为5.9%，首套房的利率下限是7折，也就是4.1%。而在存款利率上浮空间打开之后，部分银行5年期存款利率已经达到5.2%，打7折的话，贷款银行是要亏本的。所以，在存款利率不下调的情况下，7折利率不太可能成为主流，有可能的是二套房利率上浮10％会逐渐取消。 

其次是限购政策会进一步修正。目前还执行限购政策的就剩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三亚五个城市了。三亚年内很可能会动摇，其他四个城市估计会小范围修正。比如，取消140平米以上的非普通住宅的限购；下调非户籍家庭购房缴税和缴纳社保的年限。对于其他三线以下小城市，有可能会允许外籍人士在国内买房，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购房契税返还或者直接财政补贴的队伍。

 再次是调整购房税收政策。营业税免征已经从5年改为了2年，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基本没有了。暂停执行对非唯一住房征收20％的个税政策是焦点，即使继续执行，也会不再按差额的20％征收，而是按交易总额的1％简易税率征收，这在年内是大概率事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国家住房银行呼之欲出。关于国家住房银行的发展模式，目前热议的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开发银行的模式，即住房银行通过发行金融债筹集资金，然后直接向购房者和开发商提供资金支持；另一种是类似美国的“两房”模式，即住房银行通过购买商业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来支持个人住房市场(即个人住房贷款的资产证券化)。目前来看，实行“两房”模式的概率更高。虽然国家住房银行与美国的“两房”在设立初衷和资金规模上有一定的区别，但其本质仍是给中低收入家庭融资买房，这一政策对未来住房消费的撬动作用不可估量。

政策在升温，但楼市当前仍未激活。相比之下，一飞冲天的股市似乎正在扮演08年房地产的角色。从《人民日报》等言论看，则大有“买股就是爱国”的政策导向。中国股市已成为货币注水引发的名符其实的“水牛市”。这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但也不必完全否定当前股市的上扬。事实上，在中美各种经济指标的对比中，中国股市始终是洼地，因此中国股市的上升有其合理性；而政府通过股市上扬来吸引中国外流资本的回流，以稳定货币流量、人民币局势进而刺激投资和创新，在当前也还算得上是一针合理的兴奋剂。与此同时，包括楼市在内的其他刺激政策的出台当然也是非常可以理解并且是必要的。 

但必须清楚的是，当前的政策刺激只能兜底不能推高，中国经济的真正突围必须靠更全面、统合的战略，这可以说是与2008年最大的不同形势特点。邓小平的第一代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战略令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突围，进而实现了经济起飞以及初步崛起，而现在中国现在需要第二代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战略，笔者将此概括为“近平改革学” （参见笔者在《中外管理》上的最新一期专栏文章“从’克强经济学’到’近平改革学’”）。

这一全盘、统合的战略思路的核心思想是：一、改革：从经济改革转向全面改革，反对“极左”、“极右”，打击贪腐，简政放权，致力于建立法治中国、文明中国，以构建可从“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新的制度平台；二、开放：从主要向发达国家开放转而主动拓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从融入国际秩序到主动建构新秩序，用“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开放战略来赢得更安全、有利的国际环境并消除国内房地产－重化工业增长浪潮消退后的产能过剩；三、发展：用宏观兜底来稳定就业和经济，用自贸区、互联网+、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各种策略来杀开血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推动全民创业热潮以及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成长，以实现经济转型，真正进入“新常态”发展轨道。

 中国经济有救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未富先老”带来巨大增长风险，令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通道变得急促，但我们仍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更有战略性突围之道路，关键就是看能否运用之妙了。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谁来救中国经济：楼市、股市还是其他？相信读者心中已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