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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稳增长”？
(赵晓 陈金保)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7月31日中央对今年经济发展形势的总定调。这一定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目前形势下，“稳增长”很重要，要预防短期经济出现硬着陆，要预防经济出现加大力度的滑坡，更要预防通货紧缩；二是要“稳增长”，要“稳中求进”，而不是“保增长”，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不能为了“稳增长”而不顾“调结构”。
在这种背景下，“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确实很有必要。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稳增长”？靠什么“稳增长”？“稳增长”的路径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先看出口。比较优势下的出口导向给我们带来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当前形势下，出口增长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估计靠不住。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还没有明显复苏的迹象，美国、日本的消费增长乏力，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的整体下滑肯定会给我国出口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5%，较2010年13.8%的增速出现大幅下降；2011年全球出口增速仅为2.4%，低于2010年3.8%的增速。2012年境况肯定更差，相关预测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速2012年还将下降至3.7%，低于过去20年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考虑到美国和欧洲国家为减赤字而不得不实行的紧缩财政政策，未来的全球贸易形势更不容乐观。我国出口增长率由去年8月份的24.4%下降到今年6月份的11.3%，增速下降一半以上。虽然我国花大力气推行多元化的出口战略，人民币低幅贬值进程也开始启动，但出口增长要想短期内回升到20%以上可能性不大。另外，我国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升级正面临发达国家和比中国更欠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向上看，面临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的局面；向下看，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为明显。因此，即使从长期来看，我国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已经面临生存困境，要保持出口的高速增长更谈何容易！
再看消费。在保证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扩大内需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的一个领域。但扩大内需年年喊、年年提，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却不升反降，充分说明消费在短期内提升不能给予厚望。就其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虽然我国消费占比一直不高，但近些年消费增长速度还不错，鞭打快牛也不现实。近10年来，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有些年达到15%至20%左右，哪怕在2009年和今年的经济下滑时期，增长率也维持在10%以上。今年5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中国13.8%, 美国 7.1%，日本2.3%，德国2.6%。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这样的增长率是非常了不起的；二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恶化，贫富差距太大。老百姓口袋里没钱，你让他拿什么去消费？三是我国社会保障不足，要看病，要养老，还要为子女的教育准备很多钱，他想去消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四是房地产价格过高。买一套房子就当一辈子房奴，“一套房子摧毁一个中产家庭”，说得一点都不过分。要提升消费，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才是必须的选择。
出口、内需已显疲态，“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全部寄托。近期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地方版“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是基于这个逻辑。诚然，投资是一个快变量，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说，鼓励地方加大投资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稳投资”绝对不等同于“急投资”、“大投资”，“稳增长”是否需要地方版“4万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首先，地方版“4万亿”显然缺乏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出口的高速增长催生了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并透过产业本地化进程推动了重工业化过程，同时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又反过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这个链条的顺利运转带动了投资增长，同时也消化了投资引致的产能增长。这就是中国一直以来投资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基本逻辑。但是，从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这一链条出现了问题。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导致的出口锐减，以及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迅速挤压了出口企业的利润，进而导致企业的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投资没有了合理回报，投资需求又在哪里呢？
其次，在目前企业自主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投资的方向就只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也逐渐由企业转向政府，资金的来源就只能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负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到2010年年底已达10.7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平均不足3年时间即翻一倍。这还不包括铁道部、高速路公司、国家电网、国家开发银行等具有相当政府功能的企业背负的“或然负债”，如果加上这些负债的话，很可能会达到12-15万亿元。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1-2013年地方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到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如果此时再次推出巨量投资计划只会使得地方债务偿还雪上加霜。以长沙为例，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新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号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3万亿更是等于贵州省的22年财政收入。考虑到全国举债地区的普遍性、部分地区债务负担的严峻性以及偿债来源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在“管住增量、消化存量”化解债务危机措施还远未见效的情况下，“旧债不去、新债又来”，搞不好地方版“4万亿”就会成为压垮地方政府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外，地方版“4万亿”会加重产能过剩。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整体投资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据相关统计，2009年中央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在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目前这一轮周期释放的过剩产能难以被快速消化，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将处于去库存、去杠杆化的阶段。如果再次推出地方版“4万亿”，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过剩产能更难以被清洗，而且会进一步透支未来几年的投资需求。
看来，巨量投资也不可行。但说到底，当下“稳增长”其实绕不过“稳投资”，关键是在一个“稳”字。当我们为了“稳增长”而不得不依赖投资时，关注投资的“质”和注意控制投资的“度”就是眼下最为紧要之事。不管是中央版，还是地方版，目前的投资必须把握四个原则：一是要按需投资，即投资要具备微观经济基础，对于产能过剩项目要慎之又慎；二是要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三是要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四是要有利于促进民生。
“稳增长”到底靠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中国经济现在就好比患了感冒，对付的方法有施展魔法把病赶走、锻炼身体以增强体质、吃中药进行调理，或者去医院打点滴。施展魔法就好比出口，愿望是好的但恐怕不太现实；大手笔投资就好比打点滴，病痛短期易除，但长期来看可能后患无穷；锻炼身体就好比消费，是长期根本之策但短期难以见效；吃中药就好比“稳投资”，适度而且有希望！
（本文已发表，转载需经作者同意。kimbo_ch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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