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 “被信仰” 了？

又过年了。国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光明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拜年的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千百年来，中国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习俗，向与公共权力无涉。可是，今年“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其间批评如云，不仅事关过年，更与当今中国人如何安心紧密相关。 “年”在远古时，曾是传说中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怪兽。“年”一来，万事不吉；“年”一“过”，事事如意。用鞭炮轰，贴红春联，“年”就过去了。这就形成了千年相传的“过年”与“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今年不一样，政府创新要给国家拜年。中国人的信仰习俗中，还没有给祖国拜年这一说。曾有“天地君亲师”的祭拜惯习，把中国信仰象征性地建构为五种信仰关系。1911年共和之后， “君”被“国”取代，以“天地国亲师”代表安定中国人心的五种祭拜对象。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们则被替代为“个人崇拜”，拜年甚至成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后，春节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来经济发展，这些信仰习俗被公权解放，国家就充当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对象。但是，没有庙堂，也没国庙，怎么去给抽象的祖国拜年呢？试想，一拜壮美河山，漫天沙尘算什么；二拜炎黄始祖，历史传说遥无期；三拜历代英杰，故居瞻仰门票贵；四拜革命先烈，纪念空间商业化；五拜英雄模范，华盖蒙头成贵族；六拜亿兆黎民，贫富分化农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项拜年指示中，从一拜到六了，唯独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双亲太卑微，无法代表祖国母亲？为此，这一“拜年指示”无法得到民众认同。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人的日子较前好过多了，但人心总未有归属。如拜年的对象，纯属官方定义，国人无从选择，必然就只是一种国家信仰的表达工具，不具备人心归属与信仰认同的意义。中国发展了，却无法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信仰，却无法认同，无法自由表达。我们都“被信仰”了。 中国人国不离家，家不离国；爱国如家，移孝忠国，故能视家如国。至于在祖国与国家间，却有不同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涵。祖国是一融政治、伦理、道德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价值体系。人可为她生，也可为她死。但现代国家，则是一个法律概念。中国学人把天下视为中国文化信仰的载体，而把国家当作世俗权力的统治者，仅因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构总未能够完成，总是被那些身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为对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信仰方式。因此，家国一体，实际上是把国家伦理化，把权力亲族化。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国家祀典，从此成为一朝一建、历代奉持的权力信仰传统。20世纪民国初年，国民党也有此作为，整顿信仰体系。可以说，家族亲子化的权力逻辑与国家伦理化的信仰逻辑，两者始终是彼此整合的。在此亲子伦理的实践逻辑里面，给祖国拜年，等同于给母亲拜年，恰好因祖国是一个融权力、伦理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体系，无形中也赋予了对国家体系公共权力的认同。依照中国人的习俗，同是一家亲，必烧一炷香。而我们今日给祖国母亲拜年，必然就是同烧一炷香，天下一家亲了。如果说，祭祀仪式能创造人们信仰与崇拜的神灵，那么，给祖国母亲祭拜的仪式，也能创造出当今中国人信仰与崇拜的象征体系。在此，人与超越者的信仰关系，就能转换为人与母亲、人与国家的关系信仰。国家与个人的区别消失了，成为了“神圣的存在”。在祖国“被拜年”的同时，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与被信仰的逻辑差异，一字之差，何止千万里。信仰的个人自由，纳入了国家信仰之中。给祖国母亲拜年，本无大错，但此举出自公权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说明公权宗教性的建构取向。信仰是不能随意创新的。虽然，权高王为峰，人俗国家圣，但信仰不是国本，更非治国之本，它们仅仅是公民社会之本，无法成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 朱学勤曾认为，30年中国改革可分两种。一种是80年代中后期开明官员与激进学者的合作，一种是政府与资本的合作。其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依近年来公权力的正当性建构路径来看，权贵资本亟需神圣化，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改革，即公共权力与传统信仰的合作。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30年的中国发展，把理想主义与世俗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无疑就为了证明这一改革起点的正确。迄今，经济发展了，但对此起点的正当性证明远未结题，“三信危机”尚未解决。经济发展的现实，变成了国家正当性象征，甚至可以把国家视为神圣崇拜的对象。经济发展成为神圣的证明路径，给国人以意义深远的信仰要求。国家祭拜由此也会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信仰核心。给祖国母亲拜年，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要求，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权力神圣化的信仰仪式。所以，官方指示给祖国母亲拜年，似当为权力整合信仰，赋予世俗发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构。此当为第三种改革初露之端倪。针对此类中国现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术语，实难捕捉中国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那种纠结与合作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制度关系，表现在哪？国人被要求拜年，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不是西方术语中的政教关系。这既非国家，亦非宗教。它们却是信仰，权力信仰，文化或习俗信仰。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奥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国家、政道之设教。这在表面上是一项行政性任务，官意凌驾于民俗，公权规制了信仰，本质上则是建构国家正当性的一条路径。这些年来，官方管理文化，组织各种国祭、公祭，号召学生读经、国庆60周年长跑；而学术界不少国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间脉脉含情……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国民国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为国捐躯者为神圣，为国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国家者当然就是国教了。由此观之，缘此信仰惯习的国家，实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么国教的。能够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国，缘何还多此一举、复兴国教呢？只是那些国教提倡者们，是否也想像孔子一样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这些都有一个指向：怎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应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则是中国人源自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那种普遍焦虑。为此，一项项活动，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无不有所寓意焉。 诚然，国家需要信仰。然其与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实，信仰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超自然的，另一种是超社会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种，国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后一种。国人不知其异，以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虽然它们的制度分割与实践取向，会给中国人带来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实践的现实里面，它们之间却有很多很深层的混淆。

比如，对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实践方法；对国家的信仰，则是牺牲的逻辑，其间有差别。牺牲逻辑可以替换，信仰却不能。尽管20世纪中国曾有多种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难免有为国牺牲者提供实践逻辑的被信仰要求，使伦理、科学、美育、哲学、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构为国家信仰的共同体，牺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牺牲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转换了。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的转换，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被单位组织、中国民间资源被政治动员、中国人心被主义改造，一个称之为祖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体，把国家置换为信仰，把国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因此，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公权力能给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与认同。而我们正忙着信仰的，大多是一个很难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如何拜年？中国人心安何处？传统方法是，**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现代社会的要求则是：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本文【深度：南风窗周刊《中国人，心安何处》】来自博罗论坛:http://www.blbbs.net/read-htm-tid-204584.html

温州商人的财富观

2010年1月30日晚，著名女高音奚秀兰在温州大剧院又唱起了《阿里山的姑娘》。虽然她的声线已不如年轻时，但她仍很兴奋。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募捐来的款项将用于救治贵州山区威宁县石门坎的100多名白内障患者。演出结束后，奚秀兰特地从自己的酬劳里捐出了5000元。她意犹未尽，对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蔡小林说：“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动，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不通过经纪人，就不要这么多的费用了。” 蔡小林是华福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他说，这个由20名温州企业家组成的基金会，源自于“温州企业家团契”，而该团契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们“共享资源，分享经验，心灵痛苦的时候互相抚慰”。温州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名的企业家群体之一。人们对这个群体褒贬不一。温州人爱行天下，如今他们已然“商行天下”，但你仍能看到有的温州老板在一些正式场合大声喧嚷，有的热衷于包二奶，为吃一顿饭花费上万元而自豪，有的仍有行贿行为、搞合同欺诈。“温州炒房团”全国有名，他们炒热了全国的楼市，而温州楼市更有70%是靠炒楼拉动，真正买来自住的只有三成。去年温州楼市涨幅远超杭州，市中心最贵的楼盘价格达到了惊人的6万元/平方米。如果商人只是专注于财富的攫取，势必造成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自我价值的失落。金钱是一种巨大的能量，能使人的生存条件得以改善。物质的贫困常常与内心的贫困共存，但财富的到来，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灵魂得到足够的养料。“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呢？”蔡小林说。“有些老板注重吃喝玩乐，追求名利。你赚的钱多、事业成就大，是能带来幸福感，但这都是暂时的。我认为，幸福应该与永恒的价值有关。”1980年代初，蔡小林从一家事业单位停薪留职，跟亲戚做鞋材生意，当时皮鞋业是温州的主要产业。1985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小林鞋材有限公司”。如今，蔡小林在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拥有一家2万多平方米的工厂，在上海还有一家“索肯科技”有限公司。蔡小林说，在温州他不算是大老板，只是“中等商人”。15岁时，蔡小林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称自己“从小喜欢思考人生、死亡和永恒这些问题”。人口780多万的温州，现有基督徒100万人左右。 2005年，蔡小林和另两位企业家发起成立了温州企业界团契。团契成员是来自温州各个教会的基督徒商人。针对当时温州商人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团契提出了“约法四章”：一要依法纳税，做大做强；二不搞商业贿赂；三不克扣员工工资；四不搞婚外情。团契邀请经济学家前来讲课，也邀请前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及百事可乐中国区总裁等身为基督徒的大企业老板，为大家传授企业管理经验。蔡小林说：“温州商人中一线的企业家，如正泰、奥康等集团老总，我跟他们接触少，感觉他们很不错。像我们这些中等企业家，还需要在文化底蕴上更多提升。如果温州人只知道洗脚、唱歌、吃喝，做不了大事的。现在温州的企业家也会学国学，读MBA，和国际接轨，而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还要更深地思考信仰的意义。企业的寿命多则一百年、几百年，但宗教存在几千年了，经过无数次的波折依然屹立，为什么？作为增长最快的宗教，基督教稳定增长的背后力量是什么？我们要把来自信仰的生命力和智慧运用在企业管理上。”2008年6月，在企业家团契的基础上，20名温州基督徒企业家每人出资10万元，发起成立了华福慈善基金会，温州总商会会长郑胜涛成为他们的领头人。当年冬天，华福慈善基金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冬衣10万件，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一项慈善活动。蔡小林说：我们给这项活动起名叫“爱里没有冬天”。  “明眸工程”是基金会参与的第二项大型活动。触发他们参与的契机，是2009年8月基金会理事们千里迢迢，来到云贵高原的威宁县石门坎，追思安葬在这里的英国牧师柏格里。100多年前，22岁的柏格里从英国来到石门苗寨宣教，创苗文、办学校、建医院，把石门坎建成了中国西南最高的“文化圣地”。他在一封信里说：“愿以我倒下的身躯，为中国的进步铺路。” 1915年9月，石门坎地区爆发伤寒，当地民众都迁走了，柏格里却留下来照顾病患，自己也被传染，死在中国。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向省里干部讲过柏格里的故事，提出贵州干部要学习柏格里的精神，带领群众在困境中闯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在石门坎，理事们发现那里有很多视障儿童和白内障患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致盲，有的孩子角膜脱落，眼球突出如葡萄般。老板们说：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些孩子，至少表达一下关爱。 2009年11月，华福慈善基金会在石门坎开始救助活动，联系当地医院为24名视障儿童做了眼科手术。今年1月，基金会理事们又到威宁、赫章两县开展大型筛查白内障活动，两天时间筛查出80多名白内障患者。得知民盟中央去年12月20日在贵州启动“明眸工程”、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也已派出专家去当地筛查白内障患者，开展复明手术，“华福”就与他们联合行动，共同筹办这场慈善音乐会。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蔡小林忙得顾不上生意。演出前，有人向上面告状，说华福基金会是私募基金，怎么能在这里募捐呢？有理事问：“如果我的亲哥哥被演出感动了，把钱捐给我，我拿去救助白内障儿童行不行？”人家说：“那也不行！”理事们顿时“大眼瞪小眼，小眼不动弹”。蔡小林说：“只靠我们几个理事，钱不够呀！我们很想让全社会都有机会表达爱心。以前温州人是‘商行天下’，现在我们争取行善，还要让温州人变成‘善行天下’。这个要靠大家，人人有爱心，社会才和谐……”最后，“华福”邀请了宋庆龄基金会作为“荣誉主办”单位，合办音乐会，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了。蔡小林说：“宋庆龄基金会是中国最大的基金会，它也认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长出席了这场音乐会，还拨款10万元，资助50名白内障患者复明。温州富商、意尔康集团总经理单志敏并非基金会理事，但他此次也捐出30万元，可资助150名白内障患者复明。蔡小林本人捐出15万元，他分给朋友们40多张音乐会门票，可望收到捐助2万~3万元。蔡小林说：“我们是私募基金，基金来源必须是理事自己的钱。钱不够，就得扩大理事成员，靠理事的不断加盟来筹集资金。不管信仰如何，我都希望他能加入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我们华福基金会是零费用管理和运行，所有理事出差去四川、贵州，机票、住宿全部自理，基金会没有专职人员，临时帮助做事的人也不拿工资。在剧院门口发宣传资料的，是青年义工。我们想做真真实实的捐赠。” 2007年4月，温州籍富商、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成立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第一家个人私募慈善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截至去年 11月，王振滔已累计向社会捐款1.05亿元，他说：“也许某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会把财富赠送给慈善机构。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不可能，说说而已，我说，给儿子够用就行，这样才能让他们做更好的事情。其他的捐给慈善机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只有懂得回报社会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王振滔的财富观得到蔡小林的赞同。“商人到了这一步，会更深层地思考永恒的问题。我认为，人就像是一个容器，容器的价值与它里面的东西有很大关系。如果里面装的是宝贝，容器就变成了宝盒。每个人的财富有限，车子、房子是有限的，儿女也终将离你而去，这么多财富你要带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想到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的心灵被外界事物控制，受到社会的诱惑，整天吃喝玩乐，想靠它们填满心灵的空虚，只能是暂时的，过后会更加空虚。”“华福”基金会的理事们捐钱时，有人说：“因为你们是有钱人，才会捐。”蔡小林不认同：“捐钱多不多不能衡量你的善心大不大，要看你留下的钱多不多。你有1亿的财产，捐出100万，才捐了1%。如果你有10万元捐出9万，就捐了90%。”其实温州也有很多穷人，有很多白内障患者需要帮助。蔡小林遗憾自己没办法成为商界领袖，因为他的事业不大，没办法“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地去帮助更多穷苦人。蔡小林有一子一女，他跟儿女说：“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把钱全都交给社会。”那么，财富对子女意味着什么？蔡小林回答说：“过去我们是为孩子赚钱，现在会考虑到整个社会。孩子长大后要面临工作、家庭等问题，我有钱，可以买一套房子给他们。以后他们工作稳定，每月能赚几千元，生活就没问题了。如果他要靠自己买房，当房奴，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了房钱。我不想让孩子接我的班，因为鞋材这个行业比较辛苦，工人多，管理难度大，产品附加值低。但我可以为社会解决八九百个劳动力的就业，可以为国家创一点税收。我们小林鞋材连续五六年都是瓯海经济开发区的重点企业，在这个行业的名次也不错。”“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一是喜乐，二是满足。”蔡小林说，“你赚了钱会高兴，但并不是所有钱多的人都能喜乐。最大的喜乐是舍。我也这样教导孩子。赚钱并不太难，怎么花钱却有些难。花钱意味着一种责任。你所有的财富都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管家，要忠于职守，尽忠竭力地管理好、运用好财富。有了信仰，哪怕你今天没钱赚，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生命也一样精彩。”

商战之外的心灵牧场

中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GDP都能维持8%或以上的增长，这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值得国人自豪。然而激发活力的竞争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改革开放固然改善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更加幸福，因为生理需求只是人类诸多需求之一。 美国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人性的理解颇有见地，他把人的需求用一个五层高的金字塔来表达，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被爱需求，尊严与自尊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并没有满足人的全部需要。一个高度竞争，快速发展的社会让人们活在精神极度紧绷的状态中，除了生理以外的需要更不易得到满足。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社会改变太快，人们害怕赶不上，并有随时失去工作的可能。过分忙于工作也使人没有时间满足他们爱的需求——年青人没有时间谈恋爱，有家室的人没有时间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人与人之间更为膈膜，我们只能藉欲与激情的满足来代替爱的满足。至于自尊，工业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失去自我，人们只是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小螺丝钉。卓别林在1936年的经典之作《摩登时代》早就宣示了工业社会这一问题。因此很多人为了肯定自我，不惜不择手段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或是掉进无休止的贪婪里，只不过是为了炫富，最终甚至身败名裂。我曾向专业人员提供创业辅导，言谈中，常有中国工程师告诉我，他们在原公司产品中预留了一些“虫子”(bug)，以便日后夺取市场。他们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本事。这种满足感的追求，也就成为动力。但这就像吸毒一样，若钱不能继续赚下去，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这样的生活，已经失去制衡的力量，很不快乐。又如美国成衣业容许退货。一般退货率总在7%～8﹪左右。但这种政策若在中国推行，必定会造成严重的滥用，甚至有令企业倒闭的风险。这样的社会也不一定能给人更多发挥自己的机会，因为在一个极度竞争的社会里，人们更不能付出犯错的代价。就以我最熟悉的IT企业来说，很少有公司会愿意让一个没有经验的员工去开发一个他没有把握的产品，而情愿让员工无休止重复他本来就做得熟练的工作，至于一天那个工种的需求消失，员工面临失业，那就与公司无关了。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社会生态无意中鼓励了人们唯利是图，凡事只从经济利益看，人被看为与机器一样的生产工具，进而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择手段。 这似乎是市场经济无可避免的代价，市场经济的动力来自人的自利心，自私的心态如果不加以调节平衡，一定会产生弊端。马克思的批判因此是有道理的。如何才能减少或避免这些因为恶性竞争而产生的负面后果？一些已开发国家的经历或许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镜。譬如美国，虽然她采用市场经济，提倡自由竞争，却能长期保持高度的生产力，尤其在创意产业方面引领全球。美国也有恶性竞争与其他经济问题，譬如说2001年Enron公司的诈骗案，2008年次贷风暴引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相对而言，美国的经济罪案比较少，而且在出错之后能够自我修正，人们一般对生活的感受也比较正面，它的秘诀是什么？要理解这个，必须从认识美国的文化开始。西方文化的根源，一是从希腊、罗马承传的希罗文化，另一是因基督信仰而来的基督教文化。希罗文化为西方人提供了民主法治的根基，而基督教文化则为西方人提供了道德基础。后者对美国的影响尤甚，因为他们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信仰最虔诚的清教徒，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人同时也是最勤奋、生产力最高的一群人，他们的信仰与理念一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发展。这种文化强调爱、服务与饶恕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能平衡自由竞争的负面影响，强调爱，让人在竞争的环境中仍然看重个人的价值与权益，做到真正以人为本。一般人对自我价值的衡量，在市场经济中都是把人当作商品考量，因此人的价值取决于才能、学位与财富。在这样的文化里，人不可能得到尊严的满足，因为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出人头地。只有设立另外一种价值谱系，就是说，不管你的才干，地位与财富，你都是有价值的，这样，人才不必藉着不择手段的竞争来寻找满足、实现自我。其实看重人，不只无损竞争力，常常更是提高竞争力的秘诀。以前我在硅谷办公司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一句嘉许的话，一个认可的眼神与拍拍肩膀，常常比加薪更能激励员工的士气，因为加薪只能增加人对生理的满足——譬如可以到馆子大吃一顿，或安全——譬如银行的存款多了若干，但是拍拍肩膀却能叫人觉得被爱与被尊重。美国社会充满了成功却不自满、且能回馈社会的例子。耳熟能详的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在2008年把他所有的财富580亿美元全数捐赠作慈善用途，不留给自己的孩子；知名的高露洁牙膏的创办人威廉·高露洁把他公司30%的利润奉献作慈善用途。这些事例在美国非常普遍，在中国还不多见。原因何在？不管这些人的个人信仰如何，他们都受到爱的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沦为恶性竞争、损人利己的奴隶，能够把个人的成功升华，得到一个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满足的人生。这种工作观也不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出人头地而已，它要求人以服务他人为人生最高尚的目标。以美国的总统为例，每一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都需要公开他所有的财产，当他当选总统以后，他的财产需要交给一个管理公司来托管，避免藉职位谋取私利，因此在政府里工作，不只在金钱上得不到好处，而且常常会带来损失，但是美国就有这样的“蠢人”，情愿放弃自己的事业，服务社会与国家。惠普公司的创办人，董事长兼行政总裁David Packard,就是在事业顶峰的时候，毅然辞去所有职位，担任里根总统的国防部次长，因为他们觉得服务他人更为满足。这也能从日常琐事中看出来。在美国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可以夜不闭户。车子在公路上抛锚，多数都会有人自告奋勇来解救。《读者文摘》曾选择10个大城市，用故意丢弃钱包的方式来测验人们的诚实度。结果有70﹪的人在拾到钱包后，会按着钱包中的电话号码通知失主。美国文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承认人非完人，人性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容许人有犯错的机会，只要人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功课，就能从头再来。这样的观念，能让失败者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能够“再生利用”，卷土重来，又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包容与和谐。就以林肯总统为例，他经历了多次的生意失败与竞选失败，但是他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

中国人也有“大我”的观念，但近数十年来经过屡次波折，人心已冷。这可能是造成大家向钱看的因素之一。另外，东方文化虽然也强调做人的大道理，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善恶之心，是非之心”。但我个人观察，其出发点已经沦落到以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为优先。中国人讲究的是“光宗耀祖”，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与是非的规范是建立在关系的远近上。反之，西方虽然奉行个人主义，但也尊重他人权益，强调“要爱人如己”。这种价值观也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即使遇见危机或困难，人仍然可以藉着信仰得着平安。不管是果真如此还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当事人而言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安全的需求也就得到更大的满足，能把注意力不放在抗争、埋怨上，而放在解决问题上。溯本求源，这不只是一个受教育与否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制度、法律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主义”的问题。价值观背后的动力，才是关键。只有拥有以爱心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这种动力来自“傻气的执著”，来自对人类“打不倒的乐观”，来自“不灰心的爱心”；来自“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生命”，这生命带来了人生中的质变，而不只是量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一个公司的文化一样，能够对这个团体的将来有最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言，在国家与国家长期的竞争中，最后脱颖而出的一定是一个拥有最优秀、最高尚文化的国家。反之，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没落，通常是从她的文化没落开始，即使美国也不例外。

来自博罗论坛:http://www.blbbs.net/read-htm-tid-204584.html